三月以來的黨政機構大改革，除了對運行體制的調整外，也是又一個人事洗牌的重要契機。改革打破了原有的機構格局，所有領導班子也要進行重組整合、重新任命，官員進行二次再分配。這一過程中就充滿了權衡考量。着意培養者脫穎而出，打破常規，迅速上位。身披污點者則面臨壓力，原地踏步尚屬幸運，多數進一步靠邊站，發配到更為邊緣的衙門或崗位。
如原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長陳剛擔任副市長十多年，二○一七年調任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副主任，機構改革中南水北調辦撤銷，陳剛又調任中國科協黨組成員。原北京市市長王安順，二○一六年十月調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機構改革中國家行政學院併入中央黨校，原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馬建堂需要「再就業」，便轉任國研中心黨組書記，而王安順二度讓賢，只擔任中心副主任。
中共十八大之後，對官員的處理開創了「四種形態」，即不再僅僅對嚴重違法違紀者進行開除、法辦；對其他違紀者也視乎情節輕重，給予降級、貶官、調職等處分。這類官員雖然逃過法律刑罰，但是在政治上等於被「打入另冊」，仕途提前到站，其中既有團派大將，也有前朝政法、組織等山頭的人員，或者因為山西、江西、四川、天津等腐敗重災區的連帶責任。而去向也相對集中在幾個方面，一是國務院三峽辦、南水北調辦、國研中心；二是工會、婦聯等群團組織；三是工商、質檢、食監、安監、體育等總局，總之，皆非核心的實權部門。
譬如，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仲田、北京市副市長陳剛先後貶任南水北調辦副主任，中紀委副書記王偉貶任三峽辦副主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秦宜智、中國科協第一書記尚勇、大連市委書記唐軍、河北省委副書記趙勇、山西省紀委書記李兆前分別調任質檢總局、食品藥品監管總局、工商總局、體育總局、安監總局副局長。河南省委副書記鄧凱、天津市委組織部部長尹德明調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甘肅省紀委書記張曉蘭調任全國婦聯副主席，三人都曾在共青團任職。
今次機構改革中，恰好許多接收問題官員的部門，被大幅削減合併。工商、質檢、食監三大總局合併為市場監管總局，唐軍、秦宜智繼續擔任副局長，這算是去處最好的了。三峽辦、南水北調辦併入水利部，陳剛再調科協，雖然更為清冷，但畢竟尚有位置，而王偉則再無下落。同樣的還有安監總局併入新組建的應急管理部，當年因對山西塌方式腐敗負有監督不力責任的李兆前，亦在改革契機中被免職。馬建堂從行政學院平調國研中心，雖然「待遇」較之王安順略優，然而他曾經是排名第一的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並且在屆中遞補為中央委員，中共十九大卻直接出局，亦已是邊緣人物。
如今這批官員的二度再就業，似乎也從側面說明，早前將他們安置在這些辦公室、總局時，就已有機構改革預案雛形。在地方，亦有類似情況。原新疆黨委常委爾肯江‧吐拉洪調任湖北統戰部部長，原福州市委書記楊岳調任江蘇後先是擔任副省長，空閒幾個月又出任統戰部部長。儘管在黨管一切的大背景之下，統戰部門職能有所加強，但相較於組織、宣傳、政法、紀檢，仍是黨委序列中的弱勢崗位。兩人都曾是從團中央外放地方，原本的歷練、鍍金、跳板，而今均成過眼雲煙。
黨政機構改革是繼重拳打虎風暴、軍隊改革、大換屆後，在權力重構方面又一個大動作。經此一役，重大洗牌告一段落，但零星動作則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