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決策，是香港實施「行政主導」的最重要的制度。這個制度要素有三：一是行政會議的非官守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官守成員在實施高官問責制後，各位司、局問責高官也是由行政長官提名由中央委任，行政會議的人事組成，可說完全是行政長官的自己友和下屬；二是這個制度的決策機制並非「民主投票」、少數服從多數，而是由行政長官「一人拍板」；三是這個制度實行保密制和集體負責制，討論過程不能外洩，成員即使不贊成某項決策，同樣要肩負「集體責任」，儘管在「一人拍板」下，決策根本不是集體作出，「集體」要負共同責任。
這樣的制度始於港英時代的行政局。因此，那時的公論就是，港督有獨裁者的權力，事無大小他都可以一個人說了算，造成港督的個人權勢和威風，可以和中共毛皇帝、封建帝王相比。
不過，改革開放後，中共為了推行黨內民主制度，限制各級「一把手」的權力，實行「集體領導」，在黨委常委制上做了一些硬性規定。例如所有重要決策都必須經過常委會討論、投票，不能由所謂「書記辦公會」決定，常委會的決策本着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書記雖然有一票否決權，但要慎重，要詳盡記錄在案，要向上級黨委呈交報告，說明詳細理由，而否決權不是決策權。因此，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一把手不會行使否決權，這樣做太麻煩，而且會令上級留下不好印象，認為他（她）缺乏掌控大局的能力，不善於團結多數同志一起工作。此乃污點，影響很壞。
比較之下，香港行政長官的權力比中共的封疆大吏、中央首長的權力好使、便利，若然出了甚麼事，行政長官還可把責任推給行會，讓大家共同負責，幫其保密。問題是，這樣的制度合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