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場合裏，一位在大學教書的竭力推銷他以或然率為基礎的政策改革方案。我不反對他的方案，但以或然率來作為取捨依據，我卻絕不苟同。或然率的核心是或然，不是必然。無論或然率多高，也不是必然。或然率或可幫助一些人在事前去作預備，但即使是百分之九十多或然率，結果還是對與錯的二分法。同樣地，或然率只有若干，乃至接近零，最後也仍然是對與錯的非此即彼。
事前預測沒有絕對的肯定，總的都是不可知；事後結果卻是絕對的肯定，已經發生了，便是對或不對。以或然率來預測對錯只是努力去把不可知的因素來減除，希望變為可知，卻只是希望和努力，不是通過希望與努力便可達到可知的階段。
故此，無論學術界怎樣地努力，或然率不能用作審案的法律基礎或條件，還需證據。環境證據包含部分或然率因素，可不是依賴高或然率，而是依賴過往的例子以證明環境證據與犯案的關係。即使如此，亦非完全可靠。
以或然率來推銷政策、推銷政改方案，貌似科學和學術，根本上屬以假當真，這類人多是以為社會或政治可用工程的方法來決定、擺布。
不過，有知識的科學家也不敢相信絕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改變了把科學當作神的思想。社會工程師還以為他們可以預知世界，操縱人類。除了名利權力，心裏沒有人本主義，也缺乏最基本的哲學訓練。以這類人在大學教出來的學生，自然都以社會工程師、社會救世主自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