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亞的言論，不是針對一般性的公務員是可以確定的，所以昨天本欄才特別提出，公務員和公務員治港兩個不同概念必須分辨開來。
基層公務員固然只需要堅守崗位，盡忠任事，已經可以說是對香港作出最大的貢獻，而目前出問題的，是在上層而不在下層。這是治港的層次，以王光亞提出的「成也英國、敗也英國」論，一定是指以前原本由英國人負責的那一大片、現時由本地官員負責的工作，所以王光亞所指，可能是公務員出身的官員，也可以是以公務員辦事的心態。
其實，這種問題不只是回歸後才遇到，港英管治年代，港督一樣要面對這種問題。被香港人認為大膽有為、建樹甚豐的前港督麥理浩，有不少文件資料顯示，他的頭號對手就是本地公務員。麥氏本人有許多雄圖大計，例如十年建屋計劃，在內部一樣要過五關、斬六將，擺平種種局限和制約，才可以成事。
而這種局限和制約，也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所以，政治問責官員和領袖，和公務員隊伍是處於一個矛盾面上，你可以說是敵對，但稱之為制衡可能更合適。因為公務員代表的是現實上的可行性，可以把一些不切實際、天馬行空的念頭消滅掉，但兩方面的互動沒有一個必然的結果。
由此可見，公務員長期佔優，則社會進步空間有限；公務員不予制約，許多計劃一定爛尾收場，而互動結果視乎政治問責官員、領袖和公務員隊伍，甚至整個社會的素質水平。但當社會和政府由下至上都以公務員心態辦事，那就一定失衡，了無進步，這大概是王光亞發言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