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之前，北京在香港的工作全靠那些「土共」、「左派」、「老愛國」們撐住。由於文化大革命和「六七暴動」，「左派」、「土共」、「老愛國」們的政治取向在香港市民中沒有多少市場，頗為孤立。中共改革開放，否定「文革」，糾正毛澤東的「極左」路線，更令香江「左派」一度非常迷惘，思想混亂，士氣低落，和內地一樣出現了所謂信仰、信心、信任的「三信危機」。
之後，北京決定九七收回香港的中英談判及其相關鬥爭，重新振作和凝聚了香港「左派」，他們有了新的鬥爭目標。他們的行動當然要聽命於北京，要服從中央對香港的大政方針。對香江「左派」而言，和港英政府鬥，和「右派」勢力鬥，最是駕輕就熟，也最能精神振奮，其樂無窮。
然而，中央對港大政方針是通過和平談判收回主權，是要盡量爭取英國人合作「平穩過渡」，是要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即把港英政府從架構到人事全盤駛入香港特區，除了行政長官，司法、立法、行政幾乎還是和「左派」們鬥爭甚久者掌權。九七後，朝廷嚴令他們必須全力支持他們眼中的「港英餘孽」依法施政。
這對一些「老愛國」最是痛心疾首。不過，按照共產黨的政治邏輯，愈是在這種情況下，愈能看出「老愛國」和「左派」們有沒有「大局觀」，有沒有「黨性原則」，是不是無條件的「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是不是有「廣闊的政治胸襟」……那些「老愛國」通常最經不起這種政治邏輯的「考問」，紛紛自我反省、提高認識，跟上形勢也。
還好，「老愛國」們早就發現九七回歸後，香港有比「港英餘孽」更壞更討厭的東西，那就是明目張膽「反中亂港」的反對派，特別是「急進反對派」。於是，他們憋了一肚子的氣總算有了宣洩處，只是，有時朝廷忽然又和反對派「拉拉扯扯」，把他們又晾在一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