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推行高官問責制至今八年，因有名無實、添煩添亂而備受詬病。在昨日舉行的問責制研討會上，前退休高官及學者不約而同批評問責制掛羊頭賣狗肉，委任大批前任及退休公務員這種「舊菜式」做問責官員，不僅扭曲問責制原意、浪費培養人才的機會，而且造成施政短視，損害香港長遠利益。
追根溯源，當初港府推出問責制的主要目的，一是吸納社會精英加入政府，為僵化的官僚體系帶來新思維、新衝擊；二是加強責任制，問責官員要為施政過失承擔政治責任。可以說，推行問責制的原意無可厚非，初期確實吸納了部分社會精英。但遺憾的是，自從曾蔭權上台以來，任人唯親，大量起用前任或退休高官，雖然他們熟悉政府運作，但由於無法擺脫已經根深柢固的舊觀念、舊規矩和舊思維，導致施政因循守舊，墨守成規，令港府更加暮氣沉沉，施政與社會及民意嚴重脫節。
曾被公認為曾蔭權愛將的前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反戈一擊，力數曾蔭權多宗罪。他指出，問責制本意是培養政治人才，但曾蔭權卻找來一些「舊菜式」擔任問責官員，扭曲了問責制吸納新血的原意。而且，問責官員與公務員的分工至今未清晰，有愈來愈多公務員在公開場合推銷政策及作出辯護，令問責制名存實亡，嚴重打擊公務員士氣。他直言，「過去政務官在內部會議上勇於向上司陳述政策利弊，但現時的政務官明白到，只要懂得玩政治遊戲，對上司唯唯諾諾，就有機會擢升副局長或局長，獲大幅加薪」。由此可見，問責制培養的不是人才，而是奴才。
更有甚者，因為問責官員害怕被問責，因此變得更加謹小慎微，沒有革故鼎新的膽量，一遇反對聲音就將重大的政策束之高閣，只會推出一些沒爭議的政策來敷衍塞責。
盧維思是從舊體制中出來的，深知所謂問責制到底是甚麼貨色，而且他本人就是所謂問責制的犧牲品。在維港巨星匯事件中，應該問責的高官全部置身事外，僅由公務員身份的盧維思做代罪羔羊，被扣除一個月人工。盧維思心中忿忿不平，申請司法覆核勝訴，成功推翻紀律懲處，一場掀起軒然大波的巨星匯事件最終以無人問責不了了之。
我們可以看到，在董建華時代，至少有多名高官因各種原因下台，而曾蔭權上台後，儘管施政亂象紛呈，卻沒有任何一名官員被問責。例如，本港近年食品安全問題多多，公立醫院醫療事故層出不窮，但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至今依然好官我自為之，去年甚至還獲得政府授予金紫荊星章，官方肉麻地吹捧他在局長任內「成績斐然，表現出色，建樹良多」。港府以醜為美、顛倒黑白，由此可見一斑。
事實勝於雄辯，推行問責制後，施政效率沒有提高，而是更糟；港府民望沒有改善，而是江河日下，低處未算低；社會沒有變得和諧，反而民怨沸騰。早前中大民調更首次確認香港已不再是和諧社會，處於動亂邊緣。一言以蔽之，問責制除了浪費公帑，添煩添亂，實在一無是處。
為甚麼在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問責制，移植到香港便變味變質？這不能不引人深思。其實，並非香港土壤不適合問責制，而是執政者藉問責制之名，行任人唯親、私相授受、打造私家軍之實。俗話說，「經是好經，可惜被歪嘴和尚唸壞了」，問責制顯然是被港府唸壞了、扭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