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政府當前的管治亂象，前申訴專員戴婉瑩之炮轟，只講了一些現象，而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之回應，所謂香港三個管治時期ＡＯ三種心態，則脫離不了ＡＯ思維，仍然無法透視管治亂象的根本問題。
王公公所講三個不同管治時期，一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到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時期；二是過渡期的十多年；三是回歸後到現在。
第一個時期，王公公說是令不少ＡＯ懷念的「做人有目標，做事有成就」的黃金歲月和快樂時光。無可否認，在這個時期中，港英政府華人ＡＯ精英輩出，在三個時期當中，可說是人才鼎盛的全盛時期也。
然而，從對香港特區政府管治質素的影響來說，第二個時期才是關鍵時期。因為在過渡期的十多年（這裏指大約由一九八四、八五年至一九九七年），對港英政府華人ＡＯ精英來說，的確是悲喜交集的，一方面是他們對前景充滿疑慮，不知是悲是喜；但另一方面，倫敦為了維持九七年後在香港的「英國聯繫」，正積極在港府裏面進行人手部署，挑選英國人認為可以「信任」的華人ＡＯ精英。
在這個過程當中，令人傷感的是，當年那班華人ＡＯ精英中的精英，基於各種因素，最終大多「選擇」（自願或不自願）離開港府或轉職至半官方機構。於是就出現了一個現象，未必是劣幣驅逐良幣，但起碼是次幣驅逐良幣吧，那些「選擇」留在港府管治隊伍當中的華人ＡＯ，基本上都是「二流精英」，不是「一流精英」也。
此乃香港當前管治亂象的關鍵因素。因為在過渡期的後期，港英政府的管治隊伍，除了港督之外，基本上已是清一色的華人ＡＯ當權，而由於九七之後「原班」過渡，於是香港特區政府便變成了「二流ＡＯ」管治矣。
本來，即使是「二流ＡＯ」，有倫敦這位「後座司機」協助，香港仍然可以維持有效管治。然而回歸之後，北京這位「後座司機」卻選擇「不管」（宣稱「不干預」），但「二流ＡＯ」無法自行決策，於是在欠缺決策力之胡亂決策之下，其執行力也就大打折扣。如此這般，儼如無人駕駛，管治豈有不亂之理！
史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