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多次說過，作為最高領導人，他們只管兩件事，一是管幹部，一是管政策。鄧小平說，管幹部，他就管身邊的那十幾二十個人。實際上，毛澤東也如此。管幹部、管政策都是很複雜的事情，不易為之。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央決定九七年收回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後，在「管幹部」方面就又多了一道難題。難在香港的「幹部」——特首及一眾高官不能由自家「幹部庫」裏尋找，不能由真正的自己人擔任，要由自己完全不熟悉，甚至是「非我族類」的英國人培養的「幹部」來擔任，那麼九七之後，北京和中央領導人最重要的「管幹部」這件事豈不徒有虛名？
當然，還是要管。因《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和一眾高官都要由中央任命。只是這樣的「管」已大打折扣，一是任命之前，中央並不真正了解他們，只有他們的履歷，沒有他們的檔案，更無法對他們有真正的考核，只能從旁了解一些情況，或在搞一些活動時有所接觸，對他們的思想、品德、才具所知甚少；二是任命之後，因為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只好」放手讓他們自己去做，最多是講些原則性的意見。這些原則性的意見，他們是否聽得入耳，是否真懂，正確理解，中央也掌握不了。
因此，毛澤東、鄧小平所說的「管幹部」，在九七後的香港大致上落空，而管不了幹部，管政策當然也會跟着落空。毛澤東說過，路線制訂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九七回歸之後，中央正是在這個「決定的因素」上自綁手腳，大為失策。對兩位特首，一沒有選好，二沒有管好；對一眾高官，無論是有問責制還是沒有問責制，中央也管不了、管不好。曾蔭權上台後，更是藉問責制組建自家政治班底，中央要想在香港「管幹部」更是障礙重重，難上加難。
香港這些年管治混亂，錯漏百出，急速下滑，最大問題在於所託非人。中央不能管幹部而要託人事，此大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