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就業市場嚴峻,若遇到上司加壓,打工仔可謂百上加斤!勤力是美德,惟過分要求別人配合就未必合乎道德,亦不符合經濟效益。日本以「社畜」一詞謔稱被壓榨的上班族,幽默之餘,或多或少能反映現實。
近日網上流傳,4大會計師行之一的安永,有經理級人物發內部電郵「溫馨提示」旗下團隊,在旺季正常工作時間至少為早上9時半到晚上11時半,足足14小時還未夠本,更要求一周返工6天半。
經理更認為,在旺季工作至午夜實屬平常,且是出於自己的個人紀律和責任心,還期望團隊應在辦公室度過周末其中一天(從上午10時至晚上7時半),亦起碼要花半天在家工作。不過,經理也算有心,「御准」團隊成員可以在星期五晚7時半,與家人和朋友共進晚餐。
有英國金融業求職平台向安永會計師行求證事件,其發言人回覆指,十分看重員工的福利,又稱知道香港一位高級經理向他的直屬團隊發送了一封內部電子郵件,內容涉及他對工時的個人期望。不過,電郵中的內容與公司的價值觀不符。安永對電郵事件表示重視,並正進行調查。
據報,該經理還發送了許多訊息給他的團隊,要求在一分鐘之內作出回覆,員工亦不能夠關電話。
在疫情下,或許打工仔事務更繁忙,但據香港僱傭條例規定,凡按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每7天可以享有不少於一天休息日。「休息日」的定義是在連續不少過24小時內,僱員有權不為僱主工作。僱主不得強迫僱員在休息日工作,除非因機器或工廠設備發生故障或任何緊急事故。如果僱主要求僱員在休息日工作,必須另定休息日予僱員。
或許每位大學畢業生也曾夢寐以求取得「4大行」錄用,但實際上可能並非如此理想,一位曾在倫敦4大會計師行工作的前審計助理指,那是他有史以來做過最差的工作,包括時間長、薪水低,而且每日流水式作業,行政手續又多。
論及加班,港人固然司空見慣,然而,若將視野擴至亞洲地區,工時之長可謂冠絕世界。中國、日本、南韓3個國家自古為農業社會,深耕細作的民族性根深柢固,時至21世紀的今天仍然可以體現在加班文化上。
有研究分析在疫情下中、日、韓3國平均工時,發現日本每周平均工時最短,只有47.8小時;南韓53.1小時居次;中國則達到55.3小時,相等於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超過9小時,中國一周工時就整整比日本多近一天。
若以每周40小時作為標準工時計,日本有近四成上班族準時收工,南韓和中國則有多達七成打工仔女要加班工作。若然進一步分析這些加班者的過勞程度,即每周工時超過70小時的勞工比例:南韓有12.5%,較中國的10.1%更高,是最過勞的國家。
然而,關鍵的問題是,到底加班的人是誰?統計顯示,比起員工,3個國家的「老闆」工作時間比員工更長。更有甚者,自己做老闆的中國人,比受僱員工更常加班。如果按職級去劃分,日本工時最長是農夫,南韓是高級主管,而中國最勤力則是非技術性的勞工。
縱使多國都有相關法例規範工時,但仍無法遏止打工仔加班。內地有科技創業公司就曾以「996工作制」,一度惹起廣泛討論。「996」是指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變相鼓勵員工超時工作。
據中國勞動法規定,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若因特殊需要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996工作制」按月計必然已超過法律容許工時,甚至惹來官媒多番批評。
就在上周,內地有年輕網企員工疑因過勞猝死,消息引起關注,涉事網企回應稱:「你們看看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我一直不以為是資本的問題,而是這個社會的問題。」誠然,西方所說的Work life balance(平衡工作與生活)要套用到中、日、韓的工作文化上,仍然需要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