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談到「預設默許機制」等器官捐贈模式及機制的理念與數據，到底「預設默許機制」在香港可行嗎？港人接受捐贈器官是公民責任嗎？港人願意接受「你替我決定捐器官」嗎？即使接受，如何推行也是考驗。如何令全港市民明白「預設默許機制」？如何令市民有足夠渠道表達「不願意」決定？有甚麼方法讓家人知道死者意願？如何保證獨居者或居於老人院的市民得到足夠資訊？如何評估他們決定能力？家人代表決定有沒有法律依據？
同時，如何執行也極具挑戰。如果家屬反對，醫護團隊應該如何處理？是強行摘取器官？還是報警？警察是勸喻還是拘捕家屬？誰是原告？是醫院還是政府；誰是被告？是所有在場的家屬？如何證實死者曾經向家人說過甚麼決定？反對死者「默許意願」有何罰則？
更者，目前先進國家都在推動「預設醫療指示」，讓病人事先決定在不能逆轉病況下是否進行搶救。「預設默許機制」會不會影響「預設醫療指示」決定？會不會增加醫患之間不信任或矛盾？會不會增加病人家屬的投訴？
在香港要推行「預設默許機制」需要深入社區各層面，進行大量解釋和教育，需要建立足夠表達意願的系統和渠道，建立明確的法律及程序。不然，只會引起市民反感、醫患矛盾和程序混亂。然而，當有一日，當所有香港市民都認為死後「當然應該」盡市民責任捐贈器官之時，又何用立法呢？
香港移植學會前會長
周嘉歡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