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三年，香港政治生態、社會環境、世道人心發生巨大變化，一國兩制的路向朝着中央定下的指引發展。佔中的惡果使政改泡湯，激出了「本土激進分離」和「港獨」勢力，朝廷把鬥爭矛頭對準港獨，反對派、港英餘孽、洋奴漢奸亦遭重挫。佔中的直接導火索是政改爭拗，反對派要實現他們心中的「真普選」，不惜以佔領行動、癱瘓中環，破壞香港金融商業運作和交通及社會秩序等為手段，美其名曰「公民抗命」達到目的。他們把「知法犯法」美化成「違法達義」，蠱惑煽動學生和市民，亂中取利奪權。
佔中發起人是法律學者、大學教授和神職人員，他們鼓吹「公民抗命」、「違法達義」最有迷惑性、欺騙性、煽動性，似乎很有「法理依據」又居「道德高地」，非常「大義凜然」、「慷慨悲歌」似的。其實，古今中外很多幹壞事的人，禍國殃民的人都會玩這一套。當年，汪精衞和日本人簽下賣國賣身契、鼓吹甚麼「和平反共建國」運動時，早知自己的齷齪和卑鄙，但仍大言不慚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好像漢奸不是漢奸，賣國不是賣國，而是捨己獻身、赴湯蹈火的救國英雄似的。
然而，他們在當時還真能忽悠一些人，當真以為其「違法達義」、「知法犯法」是在成就一番「崇高事業」。不料佔中失敗後，要面對法律責任了，「佔中三子」就立刻耍賴，不認違法，把那些跟着他們瞎跑違法服刑者晾在一邊，狠狠耍弄。他們還反咬，若對他們執法就是多麼黑暗粗暴的「威權」。這種人沒有最起碼的責任倫理，其卑劣無賴邏輯是：「愚陋不堪的是這個世界，不是我。為這些後果承擔責任的也不該是我，而應該是那些我為其效力、其愚蠢和粗俗有待我來剷除的人」。他們是最讓人鄙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