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經常宣傳香港在「一帶一路」中可作為「超級聯繫人」。當中國向歐美世界開放之時，香港依附於英美體系，當然可以做超級聯繫人。可是，當英美歐洲在全球經濟的比重下跌，非英美歐洲的新興國家開始工業化、開始迅猛發展之時，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涉及的國家都屬來自歐美體系邊緣和以外的國家，香港深陷於英美體系之內，能否拔脫出來，或借此與這些新興國家連繫，將決定香港能否作為中國與這些國家的聯繫人。
問題是，香港的體制、文化和思考學習能力與這些國家並不相近，甚至互不相連、互不認識。香港的企業、政府和學者，也未必知道有這些國家、它們在哪裏、歷史與近況如何。這些國家也大多不像香港經歷英國殖民地的洗禮，還是堅持它們的體制、法制、語言、文化。在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和自身工業化發展下，它們不需要變成英美歐洲的殖民地和生產加工區，便不用把語言文化、政制法制等按英美歐洲的模樣改變。假如香港還是依附在英美歐洲體制，不去學習、改變、適應，那麼怎樣與它們連繫，怎樣做超級聯繫人？
中國與這些國家的來往愈來愈頻繁，交通方便，投資與貿易急速擴張，內地城市與它們的連繫便愈來愈緊密，需不需要找不懂這些國家的香港來做中間人呢？香港或許可作為仲裁中心，但涉及這些國家的法律、體制、語言文化，香港有沒有人才可與它們作仲裁呢？單用英語和英國的普通法，它們會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