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來講，朝廷對香港特首的要求和「理想狀況」是既要忠於社會主義的中央政府一國，又要搞好香港的資本主義一制。這個活很不好幹，能幹好這個活的人可能還沒生出來。以此斷言，到二○四七年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大限之時，這個活是肯定幹不成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國兩制」的設計乃結構性死結，社會主義中央集權制與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制是死結、是天敵，在一國框架下難以解開。最好的情況是，一開始在大家還客客氣氣、有所顧忌、風調雨順之下這個結尚比較鬆活。
可惜，這個鬆活狀況在結構性矛盾的衝突鬥爭下，在中港內外形勢的變化下，在香港的經濟價值不斷縮水貶值下未能持久。幾年之後，更朝着收緊的方向發展，矛盾尖銳而深廣，中央和港人愈加互不信任，相互不滿和提防。身為中央挑選委任的特首又沒有「協調雙方」的位置和權力，沒有相應的位置和權力，哪來的能力？哪能把活幹好？
毛皇帝說過，實踐出真知、實踐鍛煉和提高人的能力，可惜香港在過去沒有「一國兩制」的實踐，更沒有這方面的人才，朝廷也沒有。回歸後不久，結構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惡化，更不能放手實踐「一國兩制」，大家都陷入了自己固有觀念的偏執，哪裏還能「出真知」？更遑論打造這方面的人才。大家都想鬥倒對方，戰勝對方，用自己的偏執「改造香港」，原本還有的鬆活之結愈勒愈緊，香港愈見撕裂，誰當特首都會遭到「圍剿攻擊」。
不過，特首還是要每隔五年「選舉產生」，朝廷和港人只希望能夠「選」出一個能管治好香港的特首。只是經過三任特首之後，連產生特首都愈來愈撕裂和困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