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是公認的老好人，說話辦事有敦厚長者之風。董建華世家出身，受中國傳統薰陶，讀「四書五經」，又留學英國，受西方保守思想、多元觀念、紳士作風影響頗深，因此，很少把「鬥爭」哲學掛在嘴邊，這更不是他的人生哲學、管治哲學。回歸前夕，董建華已是「候任特首」，香江反對派也已為「民主拒共」鬧騰了很久，九七後勢必還要變本加厲，有人問老董怎麼辦？董公開講，不會成全他們當烈士。很明顯，老董不想對反對派鬥字當頭，不想搞鬥爭哲學。
那個時候，反對派雖然政治上反得「很兇」，但香港社會並未亂、未撕裂，市民們支持反對派的主張也都是和平守法，此乃自由社會、法治社會、資本主義制度的體現。大家都有底線，香江府衙的管治也大致正常。香港那時的問題主要出在經濟和民生方面，且不受政治鬥爭波及。誰都知道，政治鬥爭解決不了經濟和民生問題，更解決不了管治問題，以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政治鬥爭一抓就靈」，只能自生亂局，是政治自殺。
曾蔭權上台後，表面上也沒搞「鬥爭哲學」，但他的政治出身和「港英餘孽」背景及意識形態，和反對派在政治取向上頗近。在政改、「五區公投」問題上或明或暗的支持縱容反對派，令反對派愈加猖狂。這給朝廷和香港左派造成強烈危機感，對形勢的判斷甚為憂慮，將問題提升到國家主權、安全、中央權威、一國權威大受威脅和危害的程度，藏於袖中已久的「鬥爭哲學」終於忍不住要出手了。
「路線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梁振英順理順勢的成為執行鬥爭路線的最佳幹部。他出身貧苦，天生左傾，青年時代參加左翼運動，喜讀毛選，篤信鬥爭哲學，個性好勇鬥狠，樂在其中，於是香江四年，飽受鬥苦，「殺氣朝朝衝寨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