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讀者連續多天寫信給我，要求我去救香港。其實，不要說救香港，作為香港人，當然有責任去為香港盡力，建設香港，也等於建設我們自己的家園；作為父輩，為下一代留下資源與基礎，亦應是我們傳統生活價值的一個重心。但是，個人識見有限、能力不足，怎樣救香港呢？也便只能回到中國的傳統：盡人事。這不能靠個人，只能依靠社會大眾一起努力。作為個人，在某些具體事情上，我們可能起到一些作用，但世事龐雜，涉及的利益與因素眾多，在政策層面上，不可能按邏輯道理而成結果，或許這正是改革的困難。
九十年代中，我曾撰文批評中國的鐵路體制，並建議提速、發展城市鐵路等，當時引起頗大爭議。據說，朱鎔基總理下令停止討論。那時我曾被引見與一名鐵路部副部長在他辦公室詳談，他坦白表示中央撥給三百億元來安置職工，卻虧了在房地產項目，鐵路部沒錢。
當時，我又建議利用北京原有鐵路改造為城市運輸。市委書記要計劃部門研究，也不了了之。在北方另一城市，我亦作相類提議，並有媒體協助推動，可最後市委書記表示體制繁雜，推動不了。其後政府中人告知，提議可行，可惜另一方推地鐵項目。我的建議是利用現有資源改造，投資極少。地鐵項目卻是幾百億元規模，各方利益極大。
在內地政府重視知識下，政策建議能否推行不是社會利益或技術可行性，而是經濟利益爭奪可以不顧或違反社會利益。香港哪有例外？可能更加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