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傳媒報道：今年三月七日，河南代表團在駐地召開聯組會議，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發言說，高校行政化趨勢加重，各種會議特別多。大學行政化，指的不是說大學校長副校長對應的行政級別，應該是大學裏主要的教授等科研人員是否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科研和教學上，而不是用在冗長的行政環節上，要花很長時間去開各種行政會議。歸根究柢，大學是育人的地方，需要老師把更多的時間用在教書和科研上。
大學行政化，是一個老問題；行政化加重，是一個新問題。人們都不希望，人們愈批評大學行政化，大學行政化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愈來愈重。有大樓無大師，有巨資的投入卻沒有巨大的產出。這都是大學行政化的悲劇。就大學本身來說，大學行政化產生的直接後果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影響一線教師教學和科研的積極性。人都是追求物質利益最大化的動物，利益最大化只有在良好的規則下才會受到有效的規制。沒有有效的規則，利益最大化就會破壞道德和法治的底線。作為大學老師，同樣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衝動。大學行政化，使得行政官員破壞了大學的規則，鳩佔鵲巢，搶了老師的飯碗，老師自然也就沒有了教學和科研的積極性。一般而言，大學行政官員掙得多，教授掙得少，部分教授也因此寧願當官而不願意搞學問。
第二，大學的政績工程破壞了大學發展的規律。大師是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下產生的，產生的時間和周期比較長。而大學因為追求政績，要求大學老師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使科研成果短平快。在這種政績的驅動下，大學老師無法靜下心來搞學問，只好按着政績的要求而非學術的要求寫專著、發論文。結果是專著一年出一本，論文一年發好幾篇，政績出來了，學術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反而不斷下降。有的老師成了論文「風派」，哪一個時髦寫哪一個，哪一個應景寫哪一個，一陣風過去，原來的論文沒有意義。論文倒是高產，高產的東西卻成了學術垃圾。
第三，培養了功利主義的教授。大陸沒有西方大學意義的終身制教授，也因此缺少科研的自由性和獨立性。大學教授都是年度考核，考核內容包括教學和科研，教學完成課時即可，考核的主要內容是科研，考核的主體是行政部門。在這種情況下，大學老師都圍繞着行政部門的指揮棒轉，行政部門喜歡甚麼，大學老師就做甚麼。提供科研成果的目的不是提升學術水平，而是為了評職稱。大學老師失去了為學術而學術的基本方向，失去了基本的學術良知和學術信仰。同時思想政治的無形緊箍咒也讓那些具有學術思維和學術創新的老師噤若寒蟬，如履薄冰，尤其是和意識形態相關的人文學科。一不小心踏了政治紅線，後果難料。
第四，培養了功利主義的學生。大學老師的功利主義，必然會培養學生的功利主義，且受畢業之後就業難的影響，學生大都選擇功利作為自己的機會主義選擇。大學老師的部分精力都用在搞科研項目、發表學術論文、應對行政官員的檢查上面，對學生的關注度自然減少，影響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大學行政化的直接後果很快顯現出來，且已經顯現多年。大學行政化的間接後果也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逐漸顯現出來。大學行政化不但影響大學本身的發展，而且還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產生不良的後果。大學行政化會影響整個中國發展的後勁，破壞整個中華民族的創新能力。大學去行政化改革，已經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