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超過二百人的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二周年座談會在北大舉行。與會者認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改開以後又把人變成鬼」；呼籲「要把毛誕辰日確立為人民節」；強調「反修鬥資」；要求「文藝回歸毛提倡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
有人對此表示震驚，認為文革又要死灰復燃。有人倒也淡定，說這符合言論自由。也有人質疑，如果紀念毛澤東誕辰可以，那麼為甚麼不去反思反右、大躍進和文革呢？
召開批判反右、大躍進、文革的錯誤和清算其罪行的會能否召開呢？如果能開，則表明言論自由是落到實處的，如果不能開，顯然權力是縱容「左」的橫行霸道的。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權力是與「左」為伍的，而與右保持距離的。如果推論成立，權力就失去了公正性和客觀性，也就因此失去了部分正當性與合法性。
毛澤東通過反右打碎了知識分子的脊樑，通過搞大躍進讓農村死了幾千萬人口，讓農民失去了反抗能力，通過搞文革讓文化毀滅。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決議才因此有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結論。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應該徹底否定大躍進，徹底否定反右。但反右和反對大躍進並不徹底，給以後的文革死灰復燃留下了後患。否定文革，鄧小平是有一功的。只是鄧小平沒有對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性變革，其自身也受毛澤東體制的裹挾，沒有跳出體制運轉的邏輯，最終還是成為體制中人，既成為體制的受害者，也成為體制的受益者。
文革「左」的教訓及其對鄧小平本人的巨大傷害，他是不會忘記的。在一九八九年之後，他也一直反思「左」。在一九九二年南方談話時，更加明確的提出了要反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歷史上都是「左」害人，中國的危險主要是「左」的危險。他還說，誰不改革誰下台，這顯然都是對搞「左」的人的嚴厲警告。中國也因此在一九九二年之後步入了市場經濟改革的快車道。
「左」派為甚麼要回到文革？因為文革可以鬥官，讓官老老實實。文革可以共同貧窮，共同貧窮比權貴共同富裕公平。因為文革沒有腐敗，甚至毛澤東都沒有特權。因為文革道德高尚。文革人民當家作主。這些當然是「左」派的想像，他們把想像也當成了批判現實社會的武器。他們以為正義在手，就可以通過他們所謂的正義反對改革開放。「左」派是拿錯了武器，打錯了地方。否則為甚麼「左」派不搞文革試驗區呢？為甚麼那些大「左」的親人都去了美國等西方國家而不去北韓呢？
解決文革死灰復燃的問題從路徑來說並不難，只要公布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檔案即可。人都有起碼的正義感，都有底線的良知，檔案一公布，是非自有公論。可是那些反右、大躍進、文革的既得利益者，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顯然是不會公布檔案的。而公布的部分內容，也是有利於既得利益者的。
在現行的體制下，權力的邏輯是擴張的邏輯，「左」派要強權的邏輯與權力擴張的邏輯具有內在一致性，打壓「左」派，在邏輯上就具有了限制權力擴張的可能性與現實性。權力這樣做，無異於在用自己的右手砍自己的左手，這樣的事，權力不會幹。不過權力與「左」派的聯姻，也如同在自己的身邊放了一個定時炸彈，搞不好，也會讓自己粉身碎骨。
這樣，權力就會左右為難。最後最不壞的選擇，仍然會定為反右主要是防「左」的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