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論者一早指出，中國已進入經濟起飛期，按發展經濟學相關定律，當一個國家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三千美元之後，社會將有動盪的危險：收入不公、環境污染、道德崩潰等，使社會的敏感神經繃緊。
二○一三年六月七日，福建廈門發生「陳水總公交車縱火案」，造成四十七人死亡，事隔兩年多，寧夏銀川日前又發生三十三歲漢族男子馬永平疑因討薪不果，放火燒巴士，造成至少十七人死三十二傷的慘劇！
一宗宗的「報復社會」事件，正好說明社會「變狠」，是今天嚴峻的問題，從食品問題的「相互投毒」到「見死不救」的道德淪喪，在在說明中國目前是個充滿失敗感的盛世——一個社會有太多的抱怨，自然不健康，老百姓這些年面對官商勾結、利益分配不均、上訪無門，內心無處「洩憤」，走向極端的便只有「報復社會」，抽刀向更弱者。
有學者提出，社會變狠，不局限於哪個階層。得不到利益，或者利益受到侵害的不高興，這很容易理解。現在即使得到利益比較多的人，也變得憤怒。
在微博上，大房地產商罵娘的也很多，給人的面目也是「變狠的角色」。
一個社會，「變狠的角色」多了，始終是病態。寧夏銀川的巴士縱火案，則涉及上訪無門，討薪不果，因而走上「報復社會」的不歸路！
老朽讀吳晗介紹清朝乾嘉時良吏汪輝祖，其《學治臆說》提到做一個州縣官「要着重徵求當地群眾意見」，不要倚恃才識，獨行其是，「欲資民力，必先為民惜力」；可恨當今做個「村官」的，卻往往要騎在百姓的頭上，完全不理民間百姓疾苦死活，更遑論「徵求當地群眾意見」，民怨之積聚，可思過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