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政治上仍處於對立局面，再加上社會接二連三發生涉及民生的大事件，「市面上」問責的聲音不絕，加上早前有高官被「政府消息人士」指辦事不力而問責，故想起高官問責制的由來……
回歸後幾年，社會發生了幾件大事，包括新機場大混亂以及短樁事件等，最終都沒有官員需要為事件負責。在這個背景下，前特首董建華二○○二年連任時遂提出問責制，所有政策局之負責人，即局長一職由公務員制改以合約制聘用，並需負上政治責任……簡而言之，如有任何出錯，局長需要「下台」謝罪！
翻看這個時期的新聞照片，見到當時的局長，走的走，問責辭職的亦大有人在，能留到今天的，所剩無幾。因此，問責制是否運作得宜？其實也不至於沒有功效。問題是，民間的聲音跟問責官員去留之決定是否一致？這是一個自二○○三年至今仍未得到正視的問題！
對於一些動輒叫人下台，卻懶於了解事實、拒絕理性討論的人，我等曾淺涉唯物辯證，實難以認同。然而，對於一些肯議事論事、對事不對人的民間意見，縱然立場上、取態上、甚至認知上均未必相同，我認為政府應該聽取這部分的意見。例如，一些民意太低的官員，是否在工作上出了問題？又或者一些社會上的大問題，是否涉及官員的過錯？接受理性的討論，接受反對的聲音、接受不同的意見，並不代表一定有錯、並不代表有人需要下台，但卻代表政府有接受的智慧、包容的氣量、肯改正的勇氣……
記得當年一宗泰國包機事件，明顯有人出錯、明顯有人需要負責，但當時為官的唐英年指，事件是「集體決定，團隊負責」，沒有問責官員受處分，令人對問責制存有極大疑問。今天，是否要步那些年的後塵？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