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匪諜」，是兩蔣時代的稱謂。那年頭還在喊反攻大陸，實行「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兩岸處於敵對狀態，互不交流，對岸政權的強弱，民間如何生活，便成了兩岸私密。國民黨政權吃過虧，明知共產黨擅長滲透策反，民間便自有一股保密防諜氣氛。
說來弔詭，兩蔣而後，最能堅持「三不」、對彼岸敬而遠之的，倒是賣力批評兩蔣的陳水扁。阿扁執政八年，兩岸民間交往頻繁，他卻無視台商往來海峽，還要利用第三地作中轉，像香港特區便是在這種政策下人流、物流的受惠者。
反之做過小蔣英文秘書的馬英九，算是臨近親炙，更不時自詡繼承小蔣之志，一上台便實行「大三通」，通航、通商、通郵，使兩岸民間得以名正言順地交往。馬英九更恢復海基、海協兩會的協商，由民間而官方交流，名義上說是兩岸經貿協議，但明眼人都知，實際上是接受大陸讓利。
時移勢易，資本主義搞不過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彼岸成了強國，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卻回不來，經濟要仰強國鼻息。如果從保密防諜的角度看，陳水扁時代的確比馬英九時代做得徹底。馬英九既要跟彼岸作經濟協商，偏偏前線官員又搞出個「共諜案」，好比既要經濟讓利，又要保密防諜，邏輯上進退失據。雖然事情未搞清楚，但也難怪外間先作官僚權鬥的聯想。
有政權就有機密，不是說台灣不應該有機密，但台灣始終是言論自由的民主社會，這個「共諜」罪名，怎可能是舊時標準？兩岸官方都在交流了，真要防的又豈只是間諜？政府不提，民間已經有人搞抗爭，提防強國價值隨着經濟讓利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