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五十萬人上街遊行，二十三條立法遭「滑鐵盧」，是香港回歸以來最大件事，導致了董建華半途下台，中央對港政策、工作方針更加謹慎，對反對派的「囂張氣燄」、「猖狂進攻」更加隱忍，北京開始「送大禮」支持香港經濟、民生，以爭取「人心回歸」。同時也把這次「奇恥大辱」深埋心中。為了緩和氣氛，避免再刺激港人，北京要求香港建制派、愛國愛港陣營及其媒體切莫「再提二十三條立法」，若有人提出來，切莫「接招」，掛出免戰牌可也。對此，香江府衙最是高興，他們有了標準答案：二十三條立法沒有時間表，要在適當時機和條件下才考慮啟動，而且要廣泛徵詢民意，達成共識。
在此形勢下，北京的御用和「民間」研究機構、各色學者、專家當然不會「吃飽了撐的」再去「研究」二十三條立法問題。若還去「研究」，不但是「自討沒趣」，而且是「政治不正確」。說實在的，內地學者、專家無人不知，所謂二十三條立法只是一個「政治操作」問題，沒有任何「學術價值」。「上面」不出聲，沒有「研究」意向，他們是不會「自告奮勇」、「瞎耽誤工夫的」。
不過，十年之中形勢有了變化：一方面「○三之傷」已漸「愈合」；一方面內地對香港經濟、民生力挺及融和甚強，影響愈來愈大；一方面中港矛盾、摩擦加深，「人心回歸漸行漸遠」，中央權威在港人心中「似有藐之」；一方面反對派言行激進，「港獨思潮」抬頭，「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於是，二十三條立法問題在朝廷官員言談話語之中又露出點兒口風了，本港建制派、愛國愛港陣營的「老左」們開始再為二十三條立法大聲呼籲。內地吃官飯的學者、專家們政治嗅覺從來靈得很，「食君之祿，擔君之憂」，自然要聞風而動，遂有北大饒戈平教授放言高論、獻計獻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