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境內的港企對《企業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條例（修訂草案稿）》最感憂慮的，是會令到工會權力過度膨脹，不僅無助企業發展，甚至可能成為整個地區經濟發展的障礙。南韓和底特律便是一個活生生的「教材」。
有推行集體協商制度的南韓，近幾年平均每年發生一萬一千多次工會組織的罷工或遊行，參與人數近四百萬；工會除爭取常規的利益之外，還會插手企業的經營管理，為當地的外資企業製造了很多麻煩。
美國底特律市的例子更典型，該市曾擁有「汽車之城」美譽，五十年代時人口接近一百八十萬，但現在跌至只剩下七十萬，三分之二人要拿退休金及靠社會援助過活，有十五萬幢建築物閒置，賤價至一美元一幢獨立屋也無人問津。
底特律的失敗，除了因經濟上太單一地依賴汽車製造業之外，當地福利主義也是主要的「催化劑」。在該城汽車製造業最風光的日子，汽車工會勢力龐大，在集體協商制度下，工人薪高福利好，令當地的美國三大車廠勞工成本不斷飆升，當遇到了外來汽車低價競爭，即一敗塗地，最後導致整個城市破產。
任何福利就有如「平原跑馬，易放難收」。集體協商《條例》一旦落實，勞方的索求「只會加，不會減」，萬一經濟狀況出現逆轉，受害的將不僅是一、兩個企業，而是整個城市或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