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語出《論語‧為政》）。近代學人楊樹達批註：「溫故而不能知新者，學而不思也，不溫故而欲知新者，思而不學也。」在香港學術界，也有一個「學而不思」的典型人物，且成為了當今香港惡政的「建築師」，港人卻出於善忘，任由其大放厥詞，繼續指點江山！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接受一電台訪問，表示中共認為很多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與原先在八十年代制訂《基本法》時「有偏差」，又不「尊重」北京的角色，「最耿耿於懷是香港人認為中央在委任行政長官時只能扮演橡皮圖章角色，或人大釋法就是破壞香港法治，這些都是中央不能接受……一國兩制關乎（中港）利益……如果一國兩制過分受到那些反抗中央的人左右，將來點算好？」北京不想一國兩制發展走上另一條路，故他們「認為出面影響香港（各級）選舉結果，亦是符合一國兩制」，劉最後總結，中共現時既面對外來威脅，亦有內部不穩因素，他們對港態度轉趨強硬是「正常」的。
劉兆佳不是普通學者，一九七一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社會學及經濟學，獲一級榮譽學士頭銜；其後負笈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七五年取得博士學位；回港後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擔任社會學講師。他服膺於社會學科中最早期及保守的「結構功能主義」論，八二年發表論文，提出「功利家庭主義」以及「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體系」論，為香港人的政治冷感現象提供學理基礎，在本地社會學界自成一家之言，成為泰斗級人物。
劉兆佳不止「坐而論道」，還「經世致用」。他在八十年代被前布政司鍾逸傑招攬為智囊，為港英政府構思出功能組別；九○年，他在中大已晉升為講座教授（九四至○二年間兼任社會學系主任，現為榮休社會學講座教授），另兼任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在一篇舊訪問中，劉兆佳不諱言自己是「理性民族主義者」，中學時已接觸左派報紙，對中國近代史特別有興趣，故在九三至九六年間先後獲北京委任為港事顧問、預委會及籌委會成員，在中英政爭期間為中共出謀獻策，提議成立「臨時立法會」這個妖孽（他視之為不得已的「必要之惡」），二○○二至一二年間出任香港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可見廿多年來香港政治的撕裂及特區政府管治的無能，他要負上巨大責任。曾下梁上，他離開政府，不但沒有痛切反省，反而不甘寂寞，搖身一變成為中共香港政策的代言人，臉不紅耳不熱的教訓港人。「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香港學術界的墮落，劉兆佳是一個樣板！過去十多年來，竟少有主流傳媒的記者或評論員戳穿像劉兆佳之流依附權貴習為無恥的學術泰斗的畫皮，也是匪夷所思！
劉兆佳受惠於過往香港自由氛圍，故能取得一定成就。近年港人本土權益不斷被剝奪，甚至連日常生活空間及資源也相繼失守，生於斯，長於斯，由學術泰斗而參與密切，享盡榮華富貴的劉兆佳（及其他土生土長的同輩）是否應反思其今天的社會地位到底因何而來？今天是要為中共政權塗脂抹粉，為侵奪港人權益的擅專政權張目，還是要為本土下一代的自主、港人的真正自治作最後奮鬥，捍衞這個曾令我們成功的香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答案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