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對房屋政策，有說電視發牌的決策是小事。說起來，市民不滿意，不就是少了個看電視的選擇；業界不滿意，不就是少了些就業機會；但通訊局公開，他們是建議三個電視牌全發的，反映政府部門也有不滿。政治上，立會的泛民議員不滿意不在講，多數建制議員雖然最後反對用特權法查行會，但表決前的辯論，就無分建制、泛民，幾乎一致地批評政府處理不當；就連行會本身，不同時間、不同人也都說法反覆。而最感心寒的是商界，申請人響應政府發牌，籌備了幾年，投資了幾個億，結果政府說不發就不發，連個像樣的解釋都給不出。
發電視牌說是小事，結果卻是行業內、工商界甚至政府內外都同聲非議，反對決策的原因似乎不是個別利益，而是有一個共同價值，重點不是政府少發一個牌，而是為甚麼政府作了決策，先用保密制拒絕解釋，及後的解釋也說服不了人；等於說政府少發一牌，只由於個人喜惡，不喜歡誰就不給誰，整件事便成了政府還講不講道理，政府有無公義的問題。市民少了看電視的選擇是小事，但政府不公道是大事。
台灣的阿扁貪婪，人說是窮得只剩下錢；特區行會卻只要決策，不思解釋，更不思解決，行會之窮，是技窮，技窮得只剩下權。有權就有責，沒人挑戰行會的決策權力，反對者質疑的是行會沒盡解釋決策的責任。更令人心寒的是政府不發牌，還到處叫人有本事便司法覆核，實行政治問題，利用法治解決；企圖透過法治來確認政治權力，實則避談政治責任，搞不好卻連特區法治這條支柱也拖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