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洲事件以《新快報》高層被撤換暫告一段落。儘管事件背後的指使者尚未水落石出，但根據中共一貫以來的家醜不外揚的原則，此次事件只能以媒體自背黑鍋而告終。該起事件令人不解之處在於，《新快報》和陳永洲本人為何與中聯重科過不去？一般的解釋，不外陳永洲和《新快報》利欲熏心，利用手中的社會公器進行新聞尋租，以從中取得利益，但透過現象看本質，不難發現，黨管媒體的中國特色，才是造成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共意識形態的主管部門，一直以來沾沾自喜於對媒體的管理方式，即中共只管人不管財。媒體可以作為事業單位的編制，但財政撥款卻無緣或很少享有，中共將媒體一把從自己的懷裏推向市場，在「斷奶停糧」的同時，還美其名曰要讓媒體在市場經濟中學會游泳，學會自掙自吃；另方面，黨還要求媒體要高度「講政治」，要無條件地充當黨的喉舌，為黨發聲歌唱，其負責人必須對黨負責。於黨而言，這等同甩脫了一個大包袱，本來要養活全國幾十萬新聞從業人員，財政不堪其負，放手之後就變成了以市場養媒體，黨再無掛礙，一身輕鬆。
於媒體而言，黨的這一舉動無疑令自己陷入了難解的矛盾境地：一方面要當喉舌為黨鼓譟，另方面還要在忠誠於黨的前提下進行輿論監督，為黨看家護院謹防蛀蟲；同時，黨只給媒體政策不給錢，媒體就只能以官媒的名義從市場中掙來錢財，為黨供養喉舌，充當喉舌。換句話說，中共將媒體逼到了沒有退路的死角。媒體既要發揮正能量，主持社會公義，又要自己刨食吃飯，無疑這是一個相當高難的營生。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媒體不可能一碗水端平，於是，新聞尋租就隱晦陰暗地出現了。
中國並不允許民辦媒體，因此，過去的三十多年，媒體大多時間內一直享受着黨授予的壟斷地位。這種地位其實是最大的陽光雨露，依靠壟斷，媒體將廣告業抬成了暴利行業，黨與屬下的媒體都過上了盆滿缽滿的好日子。但是，「隨着網絡媒體，尤其是自媒體的興起，媒體陣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分化，傳統媒體愈來愈舉步維艱。
陳永洲和《新快報》被人當作槍使，固然是一種新聞尋租，但媒體業更普遍的狀態則是另一種情形：它會選擇性地進行批評報道，對於本該批評的報道對象，媒體更願意在刊發其廣告的前提下，選擇向有關部門有關人內部反映，即所謂的「內部消化」。也就是說，在意味着金錢的廣告面前，媒體其實並沒有選擇利用手中的權利進行批評，而是裝模作樣扮成不知道地保持沉默。
這種沉默當然也是不折不扣的新聞尋租。伴隨着這種尋租的、極端而言的形式，是新聞訛詐，即拿着批評稿件公然向報道對象索要錢財，否則就是曝光批評；一般大多的方式，則是報道對象主動服軟，拿錢消災。從實質來說，這兩種方式其實都是媒體以中共官方的名義，在索取利益輸送。
新聞尋租是競爭的產物，不為中國所特有，但它卻具有着中國特色：對於媒體的他律，僅限於一般法律和黨紀。有效他律的缺失，加上官辦的性質定位，才使得媒體利用新聞尋租有恃無恐。所以，在批評陳永洲和《新快報》缺乏自律、不講職業道德的同時，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誰在逼良為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