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選修傳染病，人人稱奇，皆因慣見傳染病如傷寒、痢疾、霍亂等看似已受控，難在香港這「發達」地區派用場。當時瑪嘉烈醫院傳染病部門雖屬全港唯一接收危險傳染病單位，卻瀕臨瓦解。部門顧問醫生離職，政府短視而不派人填補，改由內科兼任，部門降格為不受重視附庸，結果為沙士襲港，醫療系統不堪一擊，埋下伏線。
然而，細菌、病毒、寄生蟲，卻把我帶進截然不同的世界——治療傳染病非關乎抗生素有效否，全因基礎醫療欠奉；沒基礎醫療，縱抗生素一針見效亦無從施予病人。這是貧窮熱帶地區世界。
在倫敦修讀熱帶病學，同學多來自非洲及南亞地區。學習非只治病，更包括基礎衞生建設，如開發水源及建設廁所等。在此等地區，醫生往往是唯一受過教育，故須肩負地區領袖角色。此任務非一般現代都市醫生可勝任——與地方政府斡旋，確保衞生站獲電力供應，因冷凍儲存設施若停止運作，疫苗便失效；繼而說服區內長老、巫醫勿阻撓兒童接受疫苗。在匱乏環境下工作，為最貧困無依者改善醫療和生活，乃醫生為醫為人最大考驗，他們絕非「無知、無能、無心」或缺乏願景視野之輩。只有人文水平比「最黑非洲」的長老和巫醫不如的自大狂，才會如斯批評。
事實上，在充斥人文水平低劣狂徒的香港，由跟非洲關係密切的馬斐森出任香港大學校長，毫無疑問最適合不過。謹以港大舊生身份，歡迎馬斐森校長到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