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來風雨路 悲情怨氣何堪數

人在做，天在看，港府管治無能，施政混亂，導致香江悲情處處，民怨沖天，連老天爺也看不過眼，為港人灑下淚雨，令這場遊行更添激情和悲壯。古代有天人感應之說，如今恰恰應驗在執政者身上，港府倒行逆施，激起天怒人怨，無異於為自己敲響喪鐘。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港人在惡劣的天氣下踴躍走上街頭，證明民怨已瀕臨爆煲，亦證明執政者的末日快要到了。

冒雨遊行 宣洩怨氣

歷史總是在不斷重複。○三年，香港遭受亞洲金融風暴與沙士疫症雙重打擊，經濟蕭條，失業率高企，滿街負資產，當局又不合時宜地強推備受爭議的二十三條立法，導致民怨沸騰，最後激發五十萬人上街將董建華拉下台；十年後的今天，經濟相對好轉，失業率不高，既沒有負資產，也沒有二十三條立法等敏感政治議題，結果仍有四十三萬人在三號風球之下冒雨參加遊行，對於現屆政府來說，這不僅是莫大的諷刺，更是莫大的恥辱。

人人心中有怨氣，個個眼中有怒火，參與遊行者來自各階層各領域，有基層市民，也有中產人士；有青少年，也有退休長者；有中學生，也有大學生；有打工仔，也有商人；有普通市民，也有公務員。遊行訴求應有盡有，有人要求真正普選，有人呼籲改善民生，有人抗議扶貧不力，有人反對擴建堆填區，有人不滿教育政策混亂，有人諷刺高官敗壞廉政與法治，有人譴責港府打壓新聞自由……儘管訴求不同，但大家的目的都一樣，那就是為了宣洩怨氣。

事實上，港府政策失誤，香港亂象叢生，社會兩極分化，已到了令人忍無可忍的地步。一方面百萬富翁人數不斷上升，一方面貧窮人口多達一百二十萬；一方面港府窮得只剩下錢，一方面基層市民掙扎求存；一方面大財團壟斷市場，一方面中小企走投無路；一方面高官權貴貪得無厭，一方面無殼蝸牛望樓興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香港深層次矛盾惡化，社會躁動不安，主要就是因為社會分配不均，貧富懸殊，基層市民固然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中產人士同樣苦不堪言。有位遊行人士慨嘆，以前只要肯捱便有希望，現時即使肯捱也是無望。這正是絕大多數港人的共同心聲，也是回歸十六年來的殘酷現實。

漢代賈誼《過秦論》指出，秦國以小小的地方，千乘之國的力量，取得天下八州，諸侯列國都要稱臣朝拜，經過一百多年才把天下合併為一家，把殽山函谷關當作宮室；不料只有陳勝一個人起來發難，秦朝竟然宗廟被毀，君主死在敵人手中，為天下所譏笑，這是甚麼緣故呢？「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執政者不施仁義，攻守的形勢便會馬上扭轉。強大如秦朝轉眼間分崩離析，二世而斬，證明任何執政者都不能胡作非為，漠視民怨，否則下場必定非常悽慘。

倒行逆施 自毀長城

一年前，梁振英政府帶着「穩中求變、適度有為」的施政理念登場，大有撥亂反正、振衰起敝的雄心壯志，不少市民抱着「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願意給新政府一個機會，可惜一年過去了，求變淪為求亂，有為變成無為，不僅令人失望，而且令人絕望。這究竟是甚麼原因呢？難道統統歸咎於反對派的阻撓嗎？事實上，內憂甚於外患，雖然現屆政府想有一番作為，無奈管治班子濫竽充數，能力不濟，加上部分高官其身不正，醜聞百出，以致一上場便成為千夫所指，動輒得咎，寸步難行，無論是所謂重中之重的房屋問題，還是教育、醫療、福利、環保等等問題，無不搞得一塌糊塗，政策推出一項跪低一項，成為笑談。當局過去一年的最大「政績」大概就是不斷開空頭支票，成立一個又一個委員會，研究又研究，諮詢復諮詢，畫餅充飢，一味拖延。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港府是非不辨，敵友不分，竟然以莫須有罪名滋擾正義傳媒，製造白色恐怖，打壓新聞自由，手段之卑劣，與前朝政府並無二致。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港府眼瞎耳聾，與民為敵，自毀長城，如今落得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下場，可謂咎由自取。說到底，港人紛紛走上街頭發出怒吼，連不少過去支持港府的市民也反戈一擊，不正是無能官僚逼出來的嗎？「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不管港府當初如何得到市民支持，也不管施政口號多麼漂亮，一旦倒行逆施，絕對不會有好下場。

當然，香港回歸十六年，亂足十六年，特區政府有責任，中央政府亦有責任。中央以為收回香港主權後便萬事大吉，對種種亂象視而不見，見而不理，終於導致今天的局面；而更不堪的是，中央先後為港人挑選的三個特首都不孚眾望，一個無能，一個貪腐，一個失信於民，只懂得添煩添亂，怎能不引起港人怨聲載道？隨着回歸時間愈久，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反而愈低，要求真正普選的呼聲反而愈高，豈是無因。

「盛事過後是蒼涼，悲情怨氣滿香江。」對於風雨飄搖的港府來說，七一遊行並不是最大的難關，隨着「佔領中環」蓄勢待發，更大的政治風暴還在後頭；而對於中央政府來說，二○一七年特首普選恐怕才是最難堪的時候。以史為鑑，可知興替，唐代杜牧的一番話，可供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認真體會：「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