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報余錦賢說我在學校舉辦的研討會是為了部署反攻、暗抗本土派，這未免有想其當然，誇張失實。
研討會是一個系列，題目是戰後以來香港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七月三日的只是第一講，集中於五十年代的政治格局。這系列研討會的起因是早段時期，中央政策組有兩個講座，內容相近，反應奇佳。作為這六十多年的過來人，組織這系列的意義既是學術也是社會性。
學術是因為這段歷史涵蓋着香港社會經濟政治從英國控制的租界式條約港轉型，形成今天的國際大都會，期間經歷極值得描述、研究、整理，研討會可作為口述歷史的一部分。社會性是因為我在這裏經常講的社會傳承問題，集體回憶才形成集體智慧；集體失憶會帶來政治盲動、社會失序、文化解組。當前香港社會情況，正因集體失憶而出現諸多混亂與問題。大學作為學術機構應該帶領社會的反思與回歸，扭轉當前的亂局。
過去六十年的過程裏，不同階段的運動還有不少人健在，可作歷史見證。這系列研討會不會如余錦賢所說類近憶苦思甜，也與七十年代國粹派學生運動的認中關社不同。那些都是政治化的產物，並不能幫助香港社會反思和進步，反而扭曲現實歷史，帶來誤導，一如現時所謂本土派那樣把香港的歷史政治化為簡單失實的敍述。
大學的功能是求真和多元，只有把多元複雜的歷史現實盡量鋪陳，通過親歷者的口述和分析，我們才可從中找到傳承的基礎，才可更了解當前的現實，找出應對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