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管治無能,人人叫苦連天,一班低下階層及傷殘人士,統統都要上街。物價飛漲令生活雪上加霜,但政府坐視不理,劏房家庭生活毫無改善,有人被惡劣環境逼得患上抑鬱、獨居長者食不起鮮肉、低收入家庭負擔不起兒女的興趣班費。當基層生活愈見困苦的同時,被社會漠視的傷殘人士一樣無助,有傷殘人士只求自食其力也苦無機會,弱聽智障求助無門。對於政府,他們徹底絕望,只望能透過遊行一吐心聲,罵醒這個無能政府。
說好了的傷殘津貼呢?二十八歲的葉先生今年第一次參加遊行,以傷殘人士身份向政府宣洩不滿。十年前,他擔任救生員時不慎跌傷頸部,引致頸椎永久受損,頸部以下除肩膊外,幾乎不能動彈,需依靠輪椅代步。現時他從事社福機構,月入約萬五元,經濟尚可,惟亦因此不獲政府的傷殘津貼。
他無奈地說,傷殘人士開支龐大,除一般開支外,每三、四年需要更換不少設備,如輪椅、「吊機」、呼吸器等,動輒需要十多萬元,如沒有家庭支援,他每月要儲蓄達五千元,才可應付此「四年一度」的花費,「個人負擔真係好重,我覺得政府應該多啲考慮傷殘人士嘅情況,其實比想像開支多好多。」
他說,不少傷殘人士都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關愛基金的申請門檻極高,而且審批過程非常繁複,並未能對他們起到真正作用,「就好似六十歲以上嘅長者,就唔可以申請有關傷殘嘅關愛基金,因為同社署嘅傷殘綜援金重複咗。」
他希望政府能夠多考慮傷殘人士的實際情況,從而推出較好的支援措施。
兩父子一人撐着一把傘,一同大聲說出訴求,罵醒瞎眼政府。四十歲的吳先生,今次首次帶兒子上街,原因是看不過眼。他說朋友的兒子天生弱聽,當他們向政府申請支援時,只獲派發一個助聽器,可是得物無所用。「情況就好似當有人近視,你個個都派五百度近視嘅眼鏡,根本就唔啱度數,唔係度身訂造!」
他為朋友的遭遇忿忿不平,代他出來遊行,促政府部門要細心審視每位求助人的實際需要,而不是以一貫官僚態度,劃一資助,否則只會浪費公帑,又幫不到人。此外,育有一子的他,深深明白教育的重要,更希望政府能重視融合教育,「好似我朋友個仔咁,唔可以入讀正常學校,會影響佢讀書心態!」
橫風橫雨下,任職司機的三十九歲蔡先生拖着妻女參與遊行,這個首次上街的家庭,對未來生活完全失去希望。「幾年前我哋一家三口住劏房,每個月租金都要四千五百元,生活環境又差,搞到我老婆患上嚴重抑鬱,之後個女出埋世,經濟負擔更加大,但呢幾年物價飛漲,我一個人出嚟打工,每月賺得嗰一萬蚊,邊夠養妻活兒呀?我都唔知將來點算,依家都係見步行步。」
生活逼人,蔡先生哭訴無門,於是今年決定上街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個女嚟緊升讀小一,啱啱先交完幾千蚊書簿費同買校服,差唔多佔咗我哋一半收入,嚟緊暑假諗住畀個女上吓興趣班都無錢。呢個政府完全無諗過點樣幫我哋呢啲低收入家庭,真係令我覺得好嬲!」他又表示,有時因工作關係趕不及接女兒放學,需要託兒服務,但政府卻沒有支援,「就連託管都要收錢,我唔明點解呢啲基本生活需要,政府都唔幫吓我哋。」
「我老公瞓地下,我同兩個仔女瞓床。」四十多歲,自稱「N無人士」的陳女士與丈夫育有兩子女,分別十一歲及四歲,一家四口現居於深水埗「劏房」,丈夫是地盤散工,收入不穩定,一家人每月靠幾千元薪金度日,「佢(丈夫)最低一個月收入得兩千蚊。」由於生活拮据,懷着幼子時,陳女士曾有一年多時間要向食物銀行申請食物援助,日子苦不堪言。
不過就算現在,生活亦不易過,為了「慳錢」,現時陳女士每與子女外出,都要自備清水,「佢哋(兒女)出街想買少少嘢食都唔得,無錢,連汽水都無得飲!」除了外出,日常生活都要「慳得就慳」,陳女士一家每日三餐合共只花費五十多元,不時都是「鹹菜餸粥」又一餐,「啲豬骨咁貴,我一個月都係煲兩次湯。」隻身遊行的陳女士未有攜同子女到場,生怕子女「淋雨」會發燒,「到時睇醫生又要錢呀!」已連續三年參與遊行的陳女士,深明遊行並不能改善生活環境,只能表達生活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