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大學生反對新校長並不是甚麼新的事物。一九七二年港大第一位華人校長黃麗松上任，那時的港大學生也反對過。我記得當時港大學生報《學苑》的總編陸文強便組織了一份號外專刊，在黃麗松上任之前，把他在新加坡南洋大學鎮壓學生運動的言論和政策羅列出來，讓校內師生知道，也以此質疑是否港英當局為了壓抑大學的學生運動而請他來主政。
後來，黃麗松上任後確然加重了大學的功課，再不是以前如牛津大學那樣學習自由。他當上了立法會議員，反映港英對他的重用。不過，學生會與校方還是有爭辯有合作，陸文強當上學生會會長也受校方尊重。當時學生會的領導都是學業成績優良，對追求學問（但不是考試分數）執着的一輩。我們沒有把社會上的黨派政治帶入校園，但從保釣等運動看，學生是走出校園推動社會運動。
黃麗松的政見可能保守，作為外籍華人當然不能要求他親中，可他是厚德學者、謙謙君子。
有一次碰到他在大學銀行辦事處與學生職員一起排隊取錢，我們讓他打尖他也不願意，只是默默地排隊輪候。這雖是小事，卻從中可見到他的胸懷和道德操守。當年港大校長的社會地位崇高，比今天的大學校長高出許多。可是，我在香港經歷了多所大學、多任校長，卻很難想像他們會像黃麗松那樣，以平常心做平常事。近四十年的舊事，我只是想說大學生應有批判精神，但必須實事求是，有理有節，不應以口號掩蓋無知與妄想妄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