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來政改、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問題上，北京穩佔憲政和律法優勢，因為有香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規定及決定。這些規定、決定能夠保障北京想要的那種可以控制的「普選」結果，保障「一國」的安全和主權。
反對派和相當一些香港人是早就知道的，是早就認為這不是「真普選」，認為這樣的普選不公平、不公義，是對公民選舉權的不合理限制。然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都在法律上保障和支撐這樣的「假普選」，保障和支撐對公民選舉權不合理的限制。因此，反對派不能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上「反對」官方的做法，只能用「公民抗命」的方式「以身試法」，反對法律上的有關規定，在彰顯公平、公義、公理，爭取公民權、人權方面「另闢戰場」，這就是「佔領中環」行動背後的理念，這也是用政治和法律較量。
對此，朝廷當然會反擊，而且只能用政治反擊政治。朝廷反擊的「政治」，就是把香江反對派界定成「和中央對抗」、危害「一國」的社會主義及共產黨的領導，這樣的人若當上特首，就可能「顛覆內地的社會主義」，香港就會「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就會天下大亂。
為了堅決阻止這樣的人當特首，中央會把形勢說得十分嚴峻，後果極為嚴重。其心憂如焚之思路和當年毛皇帝發動文革的「理由」差不多──不把劉少奇之流打倒，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就要「亡黨亡國」，就會「資本主義復辟」，就會社會主義江山改變顏色，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這些年，中共領導人都愛講「憂患意識」，現在這種意識愈來愈強烈，愈來愈敏感，而且投射到香港身上，投射到「普選」身上，最怕「官權」被削、「民權」上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