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新片《溫故1942》，藍本是劉震雲同名短篇小說，雖然電影劇本改至第十二稿，但是電影劇本的兩條主線：「一條沿着災民逃荒的路，另一條是國民黨政權對這件事的態度及處理的方式」，還是離不開小說「天災和人禍」兩個焦點。在長期的和平時代，面對危機與機遇共存的中華民族前景，提醒人們居安思危，很有必要。
不過提起「人禍」方面，劉震雲和馮小剛的《溫故1942》不免有重大缺陷，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對於河南餓死「三百萬人」無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不能忘記一九四二年是日寇侵略中國的民族危機關頭，民族矛盾上升到壓倒一切的頂點。當時有河南人痛斥「水、旱、蝗、湯」四大害，其中「人禍」的因素是指中國河南戰區抗日主將湯恩伯，而中華民族的死敵日本侵略軍居然逍遙法外。
編劇劉震雲作為河南饑民的代言人為《溫故1942》得出最後結論：那些饑民接受了日軍發放的糧食，幫助日寇一舉消滅了湯恩伯三十萬中國軍隊。這觀點違背歷史事實，湯恩伯的國軍在被日寇擊潰後，有一些潰兵違犯軍紀，搶掠民眾甚至災民，受害者被迫自衞反抗，並非有心幫助日寇消滅國軍。
《溫故1942》批判蔣中正不相信河南大饑荒，反而嚴令河南的徵糧不得緩免。「有些同志不顧戰爭的需要，單純強調政府應施仁政，這是錯誤的觀點。人民負擔雖然一時有些重，但支持了抗日戰爭，這個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後面這句話是當年毛澤東作的報告。他承認「陝甘寧邊區只有一百五十萬人口，農民交公糧（農業稅）一九四○年是九萬石，一九四一年二十萬石，大災荒的一九四二年還要十六萬石。老百姓為我們運公鹽和出公鹽代金，還買了五百萬元公債，也是不小的負擔。為了抗日和建國的需要，人民是應該負擔的」。可見中國老百姓要為抗日戰爭出錢出力，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政策沒有兩樣。劉震雲和馮小剛既然「溫故1942」，就不能排除中共和共軍的因素。
河南只是中國的一個行政區域，同周邊省份密不可分。它的西北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駐有八路軍120師，其北方是八路軍129師常駐的山西省，東北方是八路軍115師常駐的山東省，東面是新四軍第4師常駐的安徽省，南部是新四軍第5師常駐的湖北省；周邊這些中共主力部隊活動地區也包括很多省，他們對河南的日寇掃蕩和大災荒不會袖手旁觀。
對於天災和人禍的戰爭年代，毛澤東指示「每一根據地組織幾萬黨政軍的勞動力和幾十萬人民的勞動力，以從事生產，即使在戰爭情況下，都是可能和完全必要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河南救災功不可沒。當然我們不能要求馮小剛的《溫故1942》也把中共和共軍作為電影劇本的第三條主線，但是廣大看官最好知道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饑荒的完整歷史背景。
馮小剛、劉震雲兩位都是一九五八年出生，對一九四二年只能是耳聞；哪怕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中華全國大饑荒，《溫故1942》的編劇、導演也沒有甚麼切身體會。我們當過「知青」的「老三屆」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對那三年「天災和人禍」的民族悲劇感同身受。這麼敏感的話題能夠通過北京的層層審查，難怪馮小剛感慨現在整體相對過去還是要寬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