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制訂任何政策方針都要根據對形勢的變化作出判斷，如果中共對形勢的判斷出現了變化，那就會「適時」調整政策或重新制訂政策。回歸十五年，香港內外的形勢無疑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對於這樣的變化，北京無疑對香港的工作方針和政策也作出了不斷的調整。當然，這些工作方針、政策和方法的調整都是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國策、大框架之內進行的，是在《基本法》的大框架內進行的。對於這些大國策、大框架，北京是不會輕易改動和調整的，因為「形勢」還沒有發展到這種地步。
北京在大國策、大框架下對香港工作方針政策的調整，大致上可以分為嚴一點或寬一點，鬆一點或緊一點。這種「嚴寬」、「鬆緊」的調整也可用三種形式表達，一是領導人的講話予以表述，看看領導人講話中強調的側重點是甚麼，有沒有「新的提法」？遣詞用字如何？有沒有「具體指向」等等。二是領導人和官方機構並無公開宣示，調整和改變只是「內部傳達」、「內部掌握」。三是公開推出一些「新政策」，讓人明顯感到北京要針對某些問題「糾偏」、「收緊」或用一些寬鬆做法有所「懷柔」，化解矛盾。
在中共幾十年打天下、坐天下，處理各種內外矛盾的鬥爭中，總是會感到「樹欲靜而風不止」；總是會感到「階級敵人、反華勢力，人還在，心不死」；總是會感到「過七、八年又要來一次，牛鬼蛇神非跳出來不可」；總是會感覺到「不能放鬆警惕，要時刻準備鬥爭」。
中共的這些「感覺」不能說毫無根據，不能說她「神經過敏」，因為她確實是在內外敵人的「包圍」中打生打死爭取生存和發展的。中共是只相信自己的經歷和由此而總結出來的「鬥爭哲學」、《矛盾論》、《實踐論》的。
有了這樣的政治經歷和「思維定式」，中共對香港回歸十五年的形勢發展和判斷就會和香港人大有不同，在某些方面不斷作出政策調整在所難免。回歸之初，北京確乎有極大的誠意放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嚴格控制內地各方不得影響香港「一制」；九七「主權」回歸後，「一國」已得彰顯，中央不覺「一國」還會受到甚麼「實質性的挑戰」。中央那時也知道，港人對九七回歸後能否真正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半信半疑，知道港人「爭取民主」、「爭取普選」是為了維護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是害怕「大陸那一套侵蝕香港」。對此，中央完全理解，並盡量「約束」自己這一邊，盡力減少港人的擔憂。
回歸後，由於金融風暴和結構性的原因，特別是由於董建華、曾蔭權政府的無能，香港經濟和未來發展陷入困境，江河日下，中央為此推出了多項「挺港」經貿措施。在中央看來，這是根據形勢的變化和需要，在「進一步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是在支持「港人治港」，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為香港好。
然而，中央沒想到的是，這些有着積極作用的善意舉措竟會衍生出某些反作用。在「外部勢力干預」和香港內部反對派勢力的政治操弄下，香江近年會冒出「去中國化」的「港獨」病毒。中央看來，這就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這就是敵對力量在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個苗頭必須用某些工作方法和政策調整對付之，這樣的政治訊號中央已公開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