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之後，北京制訂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國策」的內在矛盾開始浮現，引發出一連串的事件，進而不斷加劇這一矛盾。這個結果，其實在北京提出這一「大國策」之時就有所預知的，港人也是有所預知的。北京一直信奉馬克思主義，信奉社會發展的唯物史觀，信奉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學說，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在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一系列的本質衝突有深刻的認識。
不過，鄧小平在提出「大國策」時，有相當的自信，這就是在北京掌握「一國」的絕對優勢下，只要「自我約束」和控制自己這一邊「嚴格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只要嚴格按《基本法》辦事，一國的社會主義就不會「侵蝕」、「衝擊」香港的資本主義。而北京那時認知的香港是一個國際經濟金融外貿大都市，香港人是「經濟動物」、「政治冷感」，只要保證九七年後「股照炒、馬照跑、舞照跳」，香港人也不會「冒犯一國」、「冒犯社會主義」。當然，香港會有極少數人在外國「反華勢力」支持下把香港繼續當成「反共橋頭堡」、「前哨陣地」，但他們掀不起大浪，只要中央保持「平亂」的威懾力，只要「中央在港駐軍」，九七後香港穩定繁榮的局面就不虞受到政治干擾，中央就必能掌控大局。
鄧小平時代的北京很自信，香港人卻很害怕。第一不相信或半信半疑北京收回香港後能遵守承諾，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第二更不相信港人有能力可以擋得住「河水」有朝一日「犯井水」。於是有辦法的人都移了民。九七後，中國強大了，北京更自信，開始放鬆約束自己，社會主義那一套「天經地義」的進軍香港。而此時的港人也自信起來，抗爭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