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兩鐵合併是把九鐵此公共資產，撥歸由地鐵易名為港鐵的上市公司管理，因此等同把全港鐵路服務私有化。對於港府而言，把九鐵撥歸港鐵管理，是打響如意算盤。因為，從此以後，市民對原九鐵服務有甚麼投訴，便可以說：對不起，請到港鐵罵好了。市民反對加價，亦有大條道理不聞不問：立法會不是代表你們通過了「公平」、「客觀」的「可加可減」機制嗎？你們總不可「加」打「減」要啊！
不少市民因私有化做了鐵路服務股東，這些持股市民愈多，輿論愈傾向視鐵路為牟利產業，多於是民生需要； 如同愈多市民擁有自置物業或地產股，輿論便愈傾向視房屋為牟利投資，多於民生需要。
政府因而可把提供公共鐵路運輸的政治責任轉嫁於市場：不論員工要求加薪也好，市民要求不要加價也好，市民要求為較偏遠地區提供服務也好，政府都可以人家是上市公司，須按市場規律運作為藉口，置身事外，不加干預。更有暗地裏為投資基金，或是股民出頭的傳媒中人，大力製造上市公司有責任為股東牟取最大回報輿論，抗衡市民的民生訴求。
而且，若然九鐵仍然是政府部門，票價、班次、發展都完全是政府權責範圍之事，立法會此法定監察政府機構，過問九鐵事宜的權力亦是直接而有力的；但在九鐵服務私有化之後，此直接過問權便被下放給了利益與市民不盡相同的港鐵董事局及股東大會。
至於不少香港人被經年洗腦，視為真理的說法：「私有化帶來更高效率、為資產帶來更高回報」，反對私有化的回應是：「為更高效率付出的是勞方，享受更高回報卻是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