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年說他有實戰經驗。但十多年來他雖有參政經歷，卻難使人相信他有實戰經驗。他在不同公職上，都沒有令人認識到他有怎樣的政策、怎樣的政績。作為領導者，應該在政策倡議方面有所領導，有所推動。可是唐英年的政府經驗，卻是無聲無息。不僅扶貧委員會不了了之，連管香港的樹木也同樣不了了之。唐英年的政府經驗，除了尸位素餐，也虛耗他個人青春。
假若像他這樣沒有作為，不作不為便是中間路線，便是追求溫和共識，他也不需公布他的政綱。然而，他的政綱比梁振英的政綱更為進取，或更為激進。只是進取或激進的政策主張背後，全無施政理念，也提不出像樣的理由來。他的進取政策主張可能便是競選伎倆，為討好選民和民意的公關做法，未必當真。唐英年引用李瑞環的「紫砂壺論」，關鍵之處在於對香港實況的了解。而了解只能通過調查研究而來。喝喝紅酒，談天說地，或像大官出巡那樣落區視察，怎能算是調查研究呢？
唐英年出身富貴之家，不懂民困民乏，因而難以了解社會大多數人的生活和他們的困難與需求。相比梁振英和何俊仁，他應加倍努力去了解民生，也需要多作調查研究。可惜的是，他和他的親信似乎一直以來並不重視民生，並不看重調查研究。沒有調查研究，哪來了解呢？像梁振英有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支持，葉劉淑儀也有匯賢智庫。唐英年只有他的紅酒朋友，他只適合談論紅酒，哪有資格談紫砂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