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年避戰，由B隊何俊仁頂上，明明是對人口政策的辯論，何卻講東講西。郝鐵川和鍾庭耀對民調之爭，不涉及權力的應用，把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對立，調查合不合理，那就由郝鍾二人公開辯論解決，有興趣者可加入戰團，冇興趣者貴客自理，硬要梁振英加入，不知是何道理。
至於梁振英對特區政府施政失誤的責任，作為行會召集人，當然不能推得一乾二淨。本欄在近一兩年也多次討論行會的角色，今非昔比，行會非官守議員已經由權力核心，變成政府的非執董，香港的政策大權由行政長官獨享，之下是司局長，行會非官守是在政治邊緣，要分責任，充其量百分之二、三。政策失誤，有人叫行政長官下台，有人叫司長下台，有人叫局長下台，幾時有政客市民叫行政會議成員下台？何俊仁當了這麼久的立法會議員，有沒有叫過這口號？
再說，梁振英為何不辭職，那何俊仁在立法會又何嘗不是呼呼叫苦，無能為力，何俊仁又為何不辭職？
論責任，政務司司長當然遠在行會非官守議員之上，但如果有功可邀，那又非行會非官守可比，所以這絕對是公平的玩意。兩、三年前，特區政府的民意尚可之時，唐英年的支持度是四、五倍於梁振英，難道梁振英可以跟唐英年搶風頭，爭功勞？如果扶貧得力，香港貧窮人口減半；人口政策成功，香港人才鼎盛；土地政策得宜，港人安居樂業，難道唐英年會多謝梁振英輔政有功，讓出大部分功勞？
家家有求，有辣有唔辣，世界焉有便宜佔盡，功勞大份，責任免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