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金:葬送自由意志墓園

與大機構老總級人物同枱食飯,說起在港大校園高舉雙手被警察推進後樓梯的大學生。老總問:「哪家商業機構敢請他打工?」有高級公務員和應:「太有他自己的一套了!」

那天,在港大校園的學生肯定不只被警察動武禁錮那幾位,但他們大部分對李克強到訪不感興趣,留在校園讀書的讀書,玩樂的玩樂;另一極端,是以百計自願充當義工,接待訪客的學生。

三類學生,由激烈抗議的最少數,熱情款待的少數,以及漠不關心的大多數,他們將來在社會發展可有分別?經驗告訴我,分別不大。大部分結果都被社會同化,以個人及家庭利益為先,漸漸成為建制可以接受的一員;堅持在學時期所想,以他利為先,與不公義抗衡者,絕無僅有。

我還是醫學生時,同學熱衷「認中關社」,不少更頻頻回內地學習,回來後更大寫文章,發大字報,四出傳播認中思想。但其中最積極的同學,竟是全班裏最早放棄中國國籍,移民加拿大的一位。有理學院同學,畢業後當教師,幹得十分投入,行內口碑甚佳,但在一個中學同學聚舊活動中,表現得頗為失意,對同學說:「我仍未買樓,注定一世窮!」

香港表面自由,但給予新一代的選擇卻愈來愈少,大部分被迫向高地價屈服;有志挑戰當權者的,參加選舉政治亦非出路,當「擦鞋仔」勝算更大。故我對兒子說:世界是屬於你們的,但不包括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