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總是喜歡居高臨下教訓人，繼早前批評年輕人「剛愎自用」、「關起門來做皇帝」，近日又「規勸」年輕人與其抱怨，不如反問自己，為甚麼不能成為下一個成功的企業家？為甚麼不能成為下一個香港首富？
本港成功商人中，的確不少是白手起家打出一片天下。在他們那個時代，香港經濟剛剛起飛，可謂遍地機會，只要肯拚搏，總有出頭天，哪怕是在街邊賣魚蛋，或在工廠打工，都有成為大老闆的可能。現在的情況已完全不同，市場高度成熟，人工高，租金高，機會少，創業的成本太昂貴，想發達談何容易。
時代變了，環境變了，價值觀也變了，要求現在的年輕人複製前人成功的經驗，根本不可能。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便認為，年輕人有怨氣，主要是因為社會流動不足，而本港已過了高速發展期，以致年輕人出現期望與現實有落差的情況。
劉兆佳的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仍無法解釋為何那些比香港更早發展的經濟體，仍然有足夠的社會流動性，仍然有大量的發展機會，以美國為例，許多成功的大企業都是由年輕人從無到有發展起來的。關鍵在於，美國的市場壟斷受到限制，財富分配相對公平，政府偏幫大企業、大財團沒有那麼明顯，所以年輕人仍有出人頭地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美國教育政策成功，產業多元化，科技基礎雄厚，年輕人可以在創新方面大展拳腳，走出一條不同於前人的成功之路。
反觀香港，政策傾向大企業、大財團，財富分配嚴重不公，貧富懸殊不斷惡化，跨代貧窮問題日益明顯，窮人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尤其是經濟結構單調，所謂六大產業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以致年輕人出路狹窄，即使是專業人士，也未必有用武之地。今日香港，只有炒樓、炒股才能發達，可惜這些都是有錢人的遊戲，對於年輕人來說，可望不可即。
顯而易見，現在的年輕人無法上位，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理想，也不是不肯努力，而是由於結構與制度上的缺失。由於港府施政無能，經濟結構畸形，堵塞了社會流動的渠道，剝奪了他們向上爬的機會，年輕人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結果不是灰心沮喪，就是滿肚怨氣。說到底，仇商仇富的本質，其實是仇官，唐英年出任高官多年，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最應反思的不是年輕人，而是港府。
老實說，年輕人並非個個好高騖遠，大部分人只是希望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靠自己的努力可以買得起一個蝸居，過正常的家庭生活。但現實卻是，他們連這點卑微的願望都無法實現，怎能不怨氣沖天？唐英年不去關心他們，改善港府施政，創造公平條件，反而大說風涼話，這與「何不食肉糜」有何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