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所謂中期評核結果，其實空洞無物，政府不敢觸碰問責制的結構性問題，而是轉移公眾視線於薪酬問題上，卻對做得好的不敢加薪，差劣的不作減薪，企圖以全體凍薪含混過關。
民意的主流很明顯，減薪最合理。尤其是政治助理，不少處於培訓與實習階段，衡工量值原則下，十多萬元月薪實在高得令人吃驚，打個七折較為合理。事實上，薪酬過高也不利參政的年輕人，他們亦不期待偏高的金額。
所以即使中期檢討不敢觸碰制度問題，只集中處理薪酬問題，其結論也是不合理，遑論公眾難以接受。無論是政助還是副局的薪酬都有下調的空間，政府應嚴肅看待這個問題。
值得重視的，是政治委任的問責官員，由於其職能及定位與負責行政及管理的常任公務員完全不同，所以在制度安排上亦有明顯的差異。入職的條件、薪酬與附帶福利、調薪機制以至工作評核標準等，兩類官員難以直接比較。
問責官員的主要職能是負責整個政策過程的各個環節，由收集民意、廣泛諮詢、起草大綱、與立法會磋商、公開辯論、監督政策落實到評估效能及修訂等，局長及其幕僚（包括副局長、政治助理及其他支援人員），要承擔政策成敗得失的政治責任。
政府低估了市民對問責官員的看法，市民會以嚴格及高標準來要求問責官員，較公務員猶有過之。畢竟政治官員的一言一行，其政治識見與能力，隨時會影響政府的形象與信譽，而政策的好壞，更關乎市民的福祉。
今次中期檢討有點不倫不類，政府應從速展開問責制的全面檢討，評估○二年啟動的高官問責制，包括○八年加入副局及政助後，制度運作的成效，作為下任政府的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