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改革方案獲通過，不是特區政府和曾蔭權（或「起錨」運動）的原因，而是中央政府與香港政治的互動結果。由此而開創的新局，是回歸以來首次。
一方面，或許說是殖民地政治體制的最後終結。回歸前，殖民地體制是殖民地政府與香港本地政治直接連繫，但主要是殖民地政府（當然背後還有倫敦）在操縱、主宰着香港本土政治，本土政治組織並沒有機會和渠道直接與倫敦談判。回歸後，「一國兩制」體制依歸，只是在董建華時期多了一段短暫的行政自治或自把自為時間，表面上學殖民地，卻沒有倫敦主持滲透香港各方的政治影響力和智慧。曾蔭權時期是取消董建華式的行政權力的自主權，在各方面也仿倫敦做法滲透香港各個層面，問題是只求形式，不求內容，手法笨拙（如今次泉州同鄉會津貼參加撐政改示威遊行），造就了民建聯，卻改不了四六的選民支持劣勢。付出的龐大資源效率甚低，且培養不了真正的治港人才，反更激化社會矛盾，催生了社民連。這種從殖民地繼承下來的劣化體制終結也變成歷史必然。
另方面，新局反映了香港本土政治組織開始與北京對話、談判。民主黨或其他靠選民投票當選的議員，便不會像民建聯等可由北京指揮自如。中央與本土政治組織形成複雜的互動（包括談判）關係，即使民建聯等也可能被迫從御用組織的功能轉變過來，否則會落得兩面不是人。但問題是，御用組織能否轉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