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我出了本書《中國文壇遊記》，其中有一篇「十二菜三湯吃個夠」。我寫道：「報載北京下達文件，指示各機構設宴時每桌最多四菜一湯。據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下面的對策是：宴會由三個機構聯名舉辦，大家『公司吃』，這就可以十二菜三湯；如果六個機構聯名，更可二十四菜六湯矣。反正是公家報銷，大吃大喝，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明日華東是否有大水災。」
我更強調：「大家都可以大吃大喝，一方面顯示生活改善，同胞們再不需要吃憶苦飯，另一方面也說明『人心不古，道德淪亡』。節約是中華民族的美德。許多香港人即使月入三萬，也是飽時想到飢時，不敢大肆揮霍。國內同胞多以為我們過的全是腐朽生活，一上酒樓必然山珍海味大快朵頤，不知我們經常是買個漢堡包填肚而已。」
我嚴正指出：「改革開放是發財之道，但這條路線並不能保證今後幾十年一百年沒有天災戰禍。提倡『高消費』的人，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是對子孫後代的犯罪。中國遠未達到物資極大豐富的地步，遠不可能大家『高消費』。即使物資極大豐富了，也不應該『高消費』。」
很遺憾的是，當年我的文章無法「通天」，否則不會出現對付國際金融海嘯又要全民族「高消費」的局面。不過，我將《中國文壇遊記》首先呈寄楊絳先生，希望以她的影響力強調這一點。可惜官方很不喜歡她，比較喜歡略為聽話的季羨林，所以二十多年來沒大人物見她。但我上述看法是來自她的「儉為共德」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