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各界高談闊論甚麼「文化保育」、「文學展館」，不談則已，一談就個個顯得淺薄無知。
我三十多年前初入貴境就知道香港有四大徐姓文化大師：徐速、徐訏、徐復觀、徐東濱。徐速辦《當代文藝》，我以「亞答子」筆名投稿，寫詩寫「談趣錄」，很快就成為他的座上賓；徐訏以《風蕭蕭》等小說名世，他創辦《七藝》時就約我寫稿；徐復觀曾是毛澤東延安時代的朋友，我慕名到他在美孚新邨的住所訪問，談笑甚歡；徐東濱應是我的上司，卻未謀面，但文字上亦唱好我。他的筆名是王延芝（妄言之），寫專欄：「灌茶家言」（觀察家言）。記得他有回寫道：「我姓王、學富五車，是報社總主筆。而另一姓王人士，一字不識，只識新界山上草藥製成涼茶，暢銷香港和南洋，大發其達。」他慨嘆讀書無用，「創意」有用。
除了四徐，香港最出色的詩人是戴望舒，他那首《我用殘損的手掌》，我譽為「當代中國最出色詩歌」。我提倡過「三情主義」——親情、愛情、友情，戴望舒的詩就是「三情」的最完美結合。他一九四一年底被日寇逮捕，繫身域多利監獄，在獄中用殘損的手掌摸索祖國的地圖（他寫成《廣大的土地》）。最後他寫「只有那遼遠的一角依然完整、溫暖、明朗、堅固而蓬勃生春。」共產黨文人俱稱是指延安和解放區，其實他也對國民黨統治的重慶寄予厚望，說不定他是指重慶。
香港要文化保育、文學展館，盡快將域多利監獄作為聖地為好，學術界應群起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