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各界高談闊論甚麼「文化保育」、「文學展館」,不談則已,一談就個個顯得淺薄無知。
我三十多年前初入貴境就知道香港有四大徐姓文化大師:徐速、徐訏、徐復觀、徐東濱。徐速辦《當代文藝》,我以「亞答子」筆名投稿,寫詩寫「談趣錄」,很快就成為他的座上賓;徐訏以《風蕭蕭》等小說名世,他創辦《七藝》時就約我寫稿;徐復觀曾是毛澤東延安時代的朋友,我慕名到他在美孚新邨的住所訪問,談笑甚歡;徐東濱應是我的上司,卻未謀面,但文字上亦唱好我。他的筆名是王延芝(妄言之),寫專欄:「灌茶家言」(觀察家言)。記得他有回寫道:「我姓王、學富五車,是報社總主筆。而另一姓王人士,一字不識,只識新界山上草藥製成涼茶,暢銷香港和南洋,大發其達。」他慨嘆讀書無用,「創意」有用。
除了四徐,香港最出色的詩人是戴望舒,他那首《我用殘損的手掌》,我譽為「當代中國最出色詩歌」。我提倡過「三情主義」——親情、愛情、友情,戴望舒的詩就是「三情」的最完美結合。他一九四一年底被日寇逮捕,繫身域多利監獄,在獄中用殘損的手掌摸索祖國的地圖(他寫成《廣大的土地》)。最後他寫「只有那遼遠的一角依然完整、溫暖、明朗、堅固而蓬勃生春。」共產黨文人俱稱是指延安和解放區,其實他也對國民黨統治的重慶寄予厚望,說不定他是指重慶。
香港要文化保育、文學展館,盡快將域多利監獄作為聖地為好,學術界應群起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