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許可以從老師的地位看一個社會的素質和文明。芬蘭社會重視教育和知識的傳承，老師是備受尊重的行業，他們都有高學歷，起碼有碩士學位，而他們的薪酬與企業的主管或專業人士不相伯仲。這不是說當地老師的薪酬特別高，而是芬蘭社會相信人各有所長，擁有工商管理碩士的與取得教育碩士的都是人才，商界與非商界之間的薪酬不是一道走不過的鴻溝。
香港當然不是。香港是個重商的社會，大學畢業生有幸進入投資銀行的話，三兩年後月薪可高達七、八萬元，但這年輕人若是老師，他的入職薪酬二萬多元，若他在十多二十年後有機會升任校長，才有機會成為八萬多元月薪的人士。
香港人常認為當老師是「優差」，假期多，工作不難。這是何等謬誤！城市大學一項調查發現，老師的工作量沉重，有多種健康問題，如眼睛疲勞、焦慮、失眠和失聲等，而女教師的精神壓力較男教師大。
在市場化的教育環境下，老師的工時愈來愈長，除了教學還要兼任行政和宣傳，每天八時前到校，傍晚六時後仍在開會；到晚上，不少老師會與學生玩msn，與他們聊天，做一個好的聆聽者。
當老師可真不是一份工，而是對下一代的承諾。可是，香港社會不像芬蘭，我們口講有教無類，政策卻往往讓弱勢的學生更弱勢，教師是影響人的工作，一句話可扭轉孩子的一生，但教師的社會地位不高。這種現象反映了縱使香港有七萬元一呎的天價樓，但心靈富足和人文素質卻相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