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綁着炸藥，走上莫斯科街頭，竄進地鐵站，入閘後在月台候車，登上選定路線列車，抵達選定車站；待列車停定，車門完全打開一剎那，她按掣引爆，一聲巨響，即時血肉橫飛。就在此刻，她的存在被發現，卻又隨即消失，遺下只有片片殘肢，供調查人員猜度她是誰。
非單獨一次，乃一小時內連續兩次，而且兩次都準確得幾乎分秒不差——掌握車門完全打開、炸藥被車廂內外人群團團圍住的一刻引爆，製造最大傷亡。可以想像，執行自殺襲擊者，行事鎮定，訓練有素，且已把自己身體、生命完全豁出去，冷靜完成任務。
她們被稱為車臣「黑寡婦」，帶着丈夫、兄弟、父親被殺的不共戴天之仇，不惜以自毀向俄羅斯人報復。但仇恨力量是否這麼大，大得令人對生命毫不留戀？抑或，她們一直活在生不如死的世界，瞬間離去反而是求之不得的解脫？
婦女丈夫被殺，文明社會以慰解、扶助，令她們繼續活下去，讓時間紓緩傷痛，讓補償沖淡仇恨，以法律懲治殺人兇手。但很明顯，這等社會功能根本沒有在車臣發揮出來，甚或反其道而行，向苦命婦女落井下石。
在唯男性獨尊的社會，婦女失去丈夫，幾近失去一切。她們獨立謀生機會渺茫，倚靠夫家生活，往往只是為奴為婢，改嫁或重返娘家更屬天方夜譚。若此刻有人鍥而不捨游說她們委身上主，結束生存苦難，怎不教她們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