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對於因高鐵爭議而搞得焦頭爛額的港府而言，這頂已不再光鮮的「最自由經濟體」高帽，卻是新年來收到的最好禮物。港府發言人「行禮如儀」，歡迎傳統基金會的決定，並稱港府會「繼續致力令香港成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的地方，這也是香港持續經濟穩定、增長及繁榮的基石」。發言人特別提到，自有關評選活動於一九九五年開展以來，香港年年獲此殊榮。

沒錯，香港的而且確是全球最自由的地方，人們可以看到，油公司自由地加快減慢；交通工具自由地加價；領匯自由地加租；港府自由地將分內工作及責任一起外判，並縱容外判商自由地剝削合約員工；公立醫院自由地「見死不救」，或者「見錢才救」；各種疫症病毒自由地在香港傳播。而每當市民有所怨言並要求政府加強監管時，高官總是說，不能干預自由市場的運作。

雷曼迷債事件更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在西方國家，不准將高風險的金融衍生產品出售給普通投資者，但在香港卻毫無限制，可以自由地出售，連老人家的棺材本也不放過。再以紛紛攘攘的高鐵事件來說，政客不理會主流民意，自由地「拉布」以拖延撥款申請，示威者也可以自由地包圍及衝擊立法會，並自由地將交通要道轉化為燒烤場或狂歡之地。

顯而易見，「最自由經濟體」雖然光彩不再，但仍然不失為港府掩蓋施政無能的遮羞布。只要死抱「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不放，港府可以甚麼都不用做。例如，當局正就新年度預算案展開所謂的諮詢程序，面對基層市民要求扶貧紓困的呼聲，高官一早聲言經濟曙光已現，不需要繼續推出刺激經濟的措施。又如，對於本港窮人數量急增至一百二十萬人，曾蔭權大發偉論，聲稱收入低於綜援金的才是窮人，言下之意，香港沒有窮人，當然沒有扶貧的必要。

今時不同往日，所謂「最自由經濟體」已沒有多少人感興趣。金融海嘯爆發後，不僅經濟學家紛紛對一向奉為金科玉律的自由經濟理論提出質疑，各地政府更爭相伸出「有形之手」大力干預市場。國際組織多次召集會議，討論如何加強合作，對全球市場進行監管。可以說，強化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不再對市場放任自流，已成為時代的潮流。

在大勢所趨之下，曾蔭權也不得不承認「自由市場並非萬能，政府干預並非萬惡」。事實上，港府推動所謂六大產業，以及準備就最低工資立法，都與自由經濟的理念相悖。曾蔭權去北京述職時，國家領導人敦促港府施政要「謀劃長遠」，廣東省官員又聲稱要扶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都會的龍頭，無不是「干預市場」的表現。問題是，一向無所作為的港府，一旦要有所作為，恐怕是說易行難。

還是鄧小平說得好，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內地經濟自由度排名第一百四十位，但經濟增長率卻是全球第一，更成為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因此，香港是不是「最自由經濟體」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提高競爭力，追求經濟增長，避免被邊緣化。如果港府繼續坐而論道，遲早有一天，香港會被所謂的「自由」捧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