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的六七年暴動前，警察是可以暴戾，對示威者毫不容忍。但六七年以後，殖民政府的懷柔政策讓警察也改變了態度，面對示威者，警方會相當克制，容許市民有集會和示威的權利。到九十年代，彭定康放寬了公安條例，讓當年社會（起碼表面）有較自由和開放的空間。
但這空間在九七後一步一步的收縮，集會要申請，要先收到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有些時候，示威區設在會場的三條街以外，讓領導人看不見也聽不到示威聲音。為了掩蓋「雜音」，警方還會選擇播放貝多芬的音樂。
警方對付示威者的方法，在○五年世貿會議後得到大大的提升，警方特別赴英接受預防恐怖分子的集訓，這些新伎倆在當年十二月底與韓國農民在灣仔街頭的幾場「大戰」大派用場，放催淚彈，設鐵馬陣，「學以致用」。
世貿會議後，警方對示威者愈來愈不容忍，他們把對付韓農的經驗，用在「保育分子」身上。○七年，年輕人進駐皇后碼頭，之後警方用「靠嚇」策略，例如勾線、跟蹤，了解這些「不知道從哪裏冒出來」的人物是誰。清場的一天，警方出動數百警察把年輕人抬走，事後更控告了幾位人士襲警的罪名。
今次，面對反高鐵的「八十後」青年，警方也同樣用了人海戰術，上星期五的立法會門外，若示威者有三千人，那警察也起碼有一千人。警方的訊息似乎是：我們不手軟，拉得就拉。不過，我想向警方說，在二十一世紀網絡年代，靠嚇已不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