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已不是國家領導人首次提及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早在二○○五年底曾蔭權首次赴京述職時，溫家寶已強調「香港有深層次矛盾及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當時曾引起激烈的討論，有人說是指經濟民生問題，有人說是指社會問題，有人說是指港府管治問題，曾蔭權則自我演繹，認為深層次矛盾是指高租金、高工資及高地價的所謂「三高」問題。今次，曾蔭權又故意轉移視線，將深層次矛盾說成經濟問題，可謂自欺欺人。

愛國惡報 賣國善報

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香港所有深層次矛盾，追根究柢，都是政治亂象引起，簡而言之，就是「一國兩制」出了問題，香港的管治出了問題。眾所周知，香港回歸以後，除了米字旗換成五星旗，港督改成特首，其餘一切不變，殖民地時代的管治機構包括所有官員原班不動全部過渡。所以，表面上香港已回歸祖國，實際上中國政府只是收回主權，治權至今仍牢牢掌握在港英餘孽手中，儘管他們自稱喝香港水、流香港血，其實他們身在漢營心在曹，對英國人難捨難離，又豈會真心擁護回歸。這就是香港人心至今未能回歸的真正原因，也是深層次矛盾的根源所在。

事實上，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由來已久，從董建華時代到曾蔭權時代，一以貫之，愈演愈烈。對此，中央政府洞若觀火，看得一清二楚，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至今不見他們採取任何因應措施。一名先後在港英政府及特區政府工作過的前高官坦言，在殖民地時代，每天早上從英國唐寧街發來的電報堆滿了桌子，回歸後再也見不到這種情況，只是偶爾接到電話而已。由此可見，中央政府對香港根本是放任自流，撒手不管。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至今解決不了，難道中央政府就沒有責任？

港英餘孽不但牢牢掌握着香港的行政權，更牢牢控制着香港的司法權。他們以司法獨立為名，行司法獨大、司法獨霸之實，香港近年發生的許多亂象，不少都與司法機構有關。例如不同的傳媒刊登同一輯照片，竟然會出現三種不同的結果，得到三種不同的待遇。愛國愛港受打壓，反中亂港有運行，愛國惡報，賣國善報，說穿了，本港的司法制度已淪為港英餘孽打壓異己的政治工具。

難怪有人說，回歸前，人分四等：洋人、洋奴、買辦和普通市民；回歸後，人分五等：洋人、洋奴、買辦、普通市民和愛國人士。中國人在香港的地位不但沒有絲毫改變，擁護回歸、對國家和民族有感情的愛國人士反而被擠到社會最底層，備受歧視和打壓，寧非咄咄怪事！

更不堪的是，由於港府無能，施政混亂，泛民政客渾水摸魚，故意挑起各種政治爭拗，把香港攪得周天寒徹，永無寧日。最近，部分泛民政客變本加厲，不但把矛頭對準港府，而且公然衝擊中聯辦，這顯然已不只是香港特區的問題，而是有人以井水犯河水，以「兩制」挑戰「一國」。然而，令人費解的是，中央政府對此又是無動於衷，只能再次唾面自乾。這不能不令人懷疑，到底香港實行的是「一國兩制」，還是「兩制一國」？到底中央是不想管，還是不敢管？

當斷不斷 必受其亂

令人唏噓不已的是，同樣實行「一國兩制」，香港徹底失敗，而一水之隔的澳門卻取得非凡成就。澳門回歸比香港遲，如今政治穩定、經濟蓬勃、民生改善，從來沒有出現這些深層次矛盾，這是為甚麼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澳門真正落實了「愛國者治澳」，因為澳門政府完全不受外部勢力的干擾。澳門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香港的不堪。

在中央政府的計劃中，香港的「一國兩制」本來是向台灣示範的，如今這個如意算盤已宣告破產。我們不妨作一個比喻，澳門好像一間小學，香港好像一間中學，台灣則好像一間大學，如今小學管理得井井有條，中學卻一塌糊塗，將來中學如何和大學銜接呢？沒錯，中學搞得一塌糊塗，主要是因為校長和教師不濟，但作為校董會的中央政府難道就沒有責任嗎？如果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都解決不了，將來又如何解決台灣問題呢？

說到底，香港回歸後亂象叢生，經濟發展停滯不前、貧富懸殊不斷惡化、醫療失誤不絕如縷，這些社會和民生問題，不過是政治方面的深層次矛盾的併發症。所以，要解決社會和民生問題，首先必須解決深層次矛盾。鄧小平說，「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同標準，就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政治是綱，綱舉目張，只要香港由真正的愛國愛港者治理，其他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否則，不管國家領導人如何苦口婆心地告誡香港官員，終是白費力氣。

「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二○○九年即將過去，新的一年又要到來，許多香港市民的心情如同當年盼望國土光復的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一樣，一年又一年盼望王師出現，卻一年又一年失望。我們不禁想問：既然中央政府看到香港深層次矛盾，為甚麼不下決心解決呢？難道是沒有能力解決嗎？

不管怎麼樣，解鈴還須繫鈴人，寄望港府解決深層次矛盾，等於緣木求魚，這個責任最終還是必須由中央政府來承擔。唐代駱賓王為徐敬業撰寫討伐武則天的檄文，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尤其是當中這幾句話，最值得中央政府細細咀嚼：「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