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呆住了，不敢答。學者鼓勵他說，隨便說說吧，你熱愛小提琴，是嗎？他說，我不知道正確的答案，不懂回答。這一回輪到學者不解了：這只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沒有標準答案的。學生搖頭說，不，每個問題都有標準答案，我擔心說了不該說的答案。

我聽後惟有苦笑，因為「害怕提出不同意見」，確實是香港學生的通病。我試過在大學當客席講者，請同學分析和反思，同學參與並不熱烈。下課後，教授朋友說，他們最渴望你說出具體答案，讓他們不用想。我說，大學是孕育知識、創意和好奇心的場所，若學生沒有想法，如何建立獨立思考？

朋友苦惱說，只有少數大學生思想較進取，大部分飽受填鴨教育影響，思考和批判能力太弱。但這些學生卻往往成為政府「揀蟀」過程的贏家，日後成為政務主任、行政主任、教育主任等新血。

難怪政府如此害怕作出決定，難怪政府如此害怕反對聲音，因為官員年輕時缺乏獨立見解，未敢反對，就覺得反對聲音太駭人了。

高錕夫人代表其丈夫在瑞典發表演說後，憶述高教授對學生如何包容。她說，中大學生搞示威，高錕教授回家一點也不介意的說：「甚麼都反對才像學生。」我多渴望香港有更多敢於質疑和反對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