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議定書》製造了這一個分歧。由於在其減排協議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有着「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除非是自願參與，否則發展中國家未受協議約束；而由於發達國家多走進後工業化時期，工業活動式微，因此難以達成苛刻的減排目標。有國家正因為此協議不公平而拒絕讓協議得到國會通過。

另一個分歧，是發達國家未兌現承諾，協助發展中國家減排。在《京都議定書》框架下設「清潔發展機制」，讓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資金和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以及作為達到本國減排指標的一部分。然而，多個發展中國家領導人批評，發達國家一方面要求發展中國家作出更大的減排承諾，另一方面卻未有理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需要，亦未有兌現承諾，向發展中國家作出任何資金或技術支援。

第三個分歧，乃計算氣體排放的方法。以地理位置作為計算氣體排放量的指標，則中國無疑是世界第一的溫室氣體生產國；但如以國家作為單位，由企業所屬國家承擔工廠排放氣體的責任，結果又會是另外一回事。但責任誰屬，現下還在爭論中。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不願意就以上分歧讓步的話，減排目標純粹是一個最低限度的妥協而已。